在任建明看來，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立法的主導思想認為，受賄者一方擁有權力，能制造索賄的機會，一般是主動的，而行賄者多是被動的。但現實情況很復雜，行賄者屬于主動的和被動的都有”。

    中央編譯局一直研究公款行賄的何增科教授也認為，目前客觀上對行賄者打擊的力度不夠。“反腐敗同樣是有成本的，首先要打擊的是社會危害大的犯罪行為。目前的賄賂案中，公款行賄佔了很大比例。由于公款行賄的錢是單位的，並沒有直接涉及到某個具體的個人利益，大家對其痛恨的程度要輕得多”。

    任建明認為，反腐敗應該從打擊行賄和受賄兩方面同時進行。“我國目前法律規定，只要受賄5000元以上就可立案，但實際涉案金額往往要大得多，在處理時也有一些靈活性。例如，根據某個案件的情況規定在多少金額以下就不再追查，這樣往往減輕了處罰。”任建明指出，要把一個案件涉及到的所有金額都查出來非常困難，往往只能查出其中的五六成。對于法律規定的“5000元”起點，任建明認為有漏洞，“行賄者可以規避，一次不能超過5000元以上，每次都控制在5000元以下”。

    據任建明介紹，目前我國公共權力對市場幹預較大，從而出現企業“不找市場而找市長”的情況，“反腐敗應該針對所有公共資源，不能某一類公共資源有一個規則，而別的公共資源有另外的規則”。

    “現在查出的案件有些並沒有進入司法程序，而只是按黨紀、政紀處分。”任建明說，“從反腐敗的嚴肅性和公正性來說，只要構成職務犯罪，都應進入司法程序。”

    據何增科介紹，公款行賄所佔比例相當高。河南省檢察院的統計數據顯示，2001年∼2002年審理的賄賂案中，公款行賄高達60％多；山東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1996年∼2003年審理的賄賂案中，公款行賄比例更高達82．7％。

    何增科認為，目前最主要的公款行賄領域還是跑項目、跑資金。“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存在著權力被往上收的現象，財權、人事權都高度集中在上一級行政部門手中，這就導致下一級權力不完整。這樣，下級形成了公款賄賂大競賽的潛規則，誰出價高誰獲勝，扭曲了資源分配的規則。”何增科認為公款行賄的主體是國有企業。“當很多私企、外企都給回扣的時候，國企如果不賄賂官員，就很有可能失去競爭機會。”

    對公款行賄的源頭，任建民認為就是公共權力、政府官員的幹預范圍太大、程度太深，“幹部選拔應該是優勝劣汰，但實際往往不是這樣，官場上升官要行賄，保住官職也要行賄”。（記者 李松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