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作為”還是“私闖民宅”

　
上海虹口公安分局江灣鎮派出所的民警老胡和曲陽路派出所的民警小宋最近分別接處了兩起“１１０”報警。案情十分相似，都是樓下居民發現樓上無人居住的房間滲水，他們希望民警開門“治水”。老胡拒絕破門，于是樓下居民投訴他“不作為”
；而小宋破門治水，卻被樓上居民投訴為“私闖民宅”。這兩起看似很小的投訴事件，卻折射了民警執法遭遇法律空白時的困惑和尷尬。

拒絕破門“治水”民警被指“不作為” 　

    上海市閘北區基層派出所的民警，正在社區弄堂為居民檢查公用部位的電路故障

    一天下午，老胡在所裏值班，指揮中心發來指令：某地一居住在５樓的居民撥打“１１０”求助，稱６樓一居民家中漏水到他家中。自公安機關作出“有困難，找民警”的承諾後，類似的“１１０”求助電話已是司空見慣，老胡立即隨“１１０”處警車趕到報警的居民處。見民警趕到，非常著急的報警居民立刻喜笑顏開：“民警同志，６樓那戶人家突然漏水，水直往我家裏灌，他們家又沒有人，我把鎖匠也叫來了，只要你一聲令下，我就讓鎖匠開門進去查找水源。”

    老胡查看了一下居民家的“災情”，發現確實有水從天花板上滴滴答答地往下漏，居民用臉盆等容器放在家具上盛水，那情形確實很狼狽。“您別急，我們想辦法找到６樓的主人。”老胡和顏悅色地安撫著對方，然後迅速趕到當地的物業公司尋找線索，他發現６樓這戶居民並沒有在物業辦理過登記手續。于是老胡請求所裏的民警尋找６樓居民的戶籍資料，結果發現此戶沒在該住宅內上戶口。老胡又來到居委會，但居委會也沒有此戶居民的登記情況。無奈之下老胡只得走訪周圍居民，結果轉了好大一圈，沒有一個人知道６樓這戶居民的姓名、工作單位，只有與該住戶相鄰的另一戶６樓居民告訴老胡：“這戶人家是前幾年買的二手房，但從來沒有搬來住過，幾個月前有人住進來了，聽說是向他們借的房子，但借住的房客也不是經常回來。”

    盡管天氣還非常冷，但來回奔波了半個多小時的老胡此時已是汗流滿面。求助的居民見老胡忙了半晌依然沒有結果，剛才的笑容變成了憤怒，連聲催促老胡趕快發令讓鎖匠開門進屋。老胡拒絕了，他認為居民家的“災情”並沒有達到危險的程度，自己不該擅自讓鎖匠開門闖入無人在家的居民住宅。就在老胡左右為難之際，居委會書記聞訊趕來了，她讓老胡先回派出所，這裏的事情交給她解決，為老胡解了圍。事後，老胡得知居委會書記讓鎖匠開門進了６樓居民的家，發現是抽水馬桶的水箱在漏水。過了幾天，５樓的求助居民找到了江灣派出所的陳教導員，投訴老胡不作為：“你們不是說有困難找民警嗎？我們家漏得一塌糊涂，民警來了半天也沒有解決問題，害得我們家加重了損失。”

積極破門“治水”民警被指侵權
　

    無獨有偶，

   上海黃浦區的基層民警正在接待市民的來訪。上海基層民警普遍實行片區責任制，責任制就是指在轄區內要保證發案率控制在一個嚴格的指標以下，這個責任制令基層幹警承受著極大的壓力
就在老胡陷入尷尬的同時，曲陽派出所值班的民警小宋也接到了一個緣由完全相同的“１１０”求助電話。只不過那是一棟高層建築，是１２樓的住戶有水漏到了１１樓，１２樓的住戶家中沒人。趕到現場後，小宋採用了與老胡完全相同的程序，找物業、尋居委、查戶口、訪居民，結果這也是一戶買了房後沒有報入戶口、又將房屋租借給別人的居民，周圍的居民也是沒有一個人知道此住戶房東、房客的姓名和工作單位。

    看著１１樓住戶屋內滴滴答答滲漏下來的水，看著居民焦急不安的愁容，小宋一邊勸慰著居民，一邊叫來了居委幹部、物業公司管理人員和信得過的鎖匠，他讓居委幹部、物業管理人員作見證，然後讓鎖匠打開了１２樓住戶的門。物業維修人員檢查發現，１２樓住戶的進水管損壞，經過搶修，水止住了，當滿頭是汗的小宋離開小區時，居住在１１樓的居民握著小宋的手千謝萬謝：“有困難找民警真是好，‘１１０’就是靈。”　
　
    過了幾天，派出所的教導員找到小宋，告訴他有居民投訴他私闖民宅。原來居住在１２樓的房客第二天回家後，發現家中有人進來過，立刻叫來了房東，兩人向周圍居民打聽，知道因為漏水民警讓鎖匠打開過門，而１１樓的居民獲悉１２樓的居民回來後，立刻上樓要求對方賠償因漏水造成的損失。１２樓的居民很不高興，于是來到派出所找到鄭教導員：“我們家漏水給別人造成損失我們可以賠，但只不過是漏水，又沒有發生什麼危險，你民警憑什麼讓鎖匠打開我們家的門、進入我的私宅？我們不是犯罪分子，就是進入犯罪嫌疑人的家搜查，你們也應該辦理搜查證！”　

法律規章模糊，讓民警左右為難　

    上海市南匯公安分局坦直派出所的顧鋼銘說，２００３年４月３０日公安部制定和印發了《“１１０”接處警規則》，《規則》第四條規定，涉及水、電、氣、熱等公共設施出現險情，威脅公共安全、人身或者財產安全和工作、學習、生活秩序的屬“１１０”民警救助范疇。不過，顧鋼銘認為，現有的“１１０”接警規則應當更加細化，對漏水、漏氣類的求助可以分開對待區別處理，形成一套規范的工作流程。對這兩起漏水事件，顧鋼銘認為還有更好的辦法：只要及時找到漏水人家的戶外水管或總閥門，關閉閥門並及時讓水電工切斷通往漏水居民家的水管就可以解決問題；即使找不到閥門也不要緊，有經驗的水電工也可帶水操作。這樣做既省時又方便，省卻了重新修鎖或換鎖的一係列麻煩，投訴更是無從談起。　

    上海市大寧路派出所民警正在接受居民的法律
咨詢。對民警而言，只有通過行使警察的權力才能保
障群眾的權利。這就要求警察行使權力時能夠有法可
依、有章可循
　

    上海盧灣公安分局淮海中路派出所民警淩華則認為，居民家的門不能隨便進。現代社會是個法制社會，公安機關作為執法機關，更應該依法行政。民警出警，如果現場情況已經到了不立即處理就可能危及公共安全或對他人的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害的程度，而民警又無法請示或辦理相關法律手續，民警應先“闖入”，事後再做解釋工作或補辦法律手續。他認為，如果現場的“災情”沒達到“危險”的程度，民警實無必要“闖入”。但具體到操作層面，何時可“闖入”何時不可“闖入”，從我國現有法律來看，處理這類情況沒有依據。

    上海寶山公安分局政治處民警朱文傑對記者說，權力（Power）和權利(Right)是一對既互相關聯又互相對立的概念。前者指公共機構可以強制他人作出某種行為的力量，而後者則指普通人作出某種行為或者獲得某種權利的可能性。權力因授予而產生，因而是有限的。公安機關沒有法律的授權，便不能行事，否則便是越權；權利隨自然與生俱來，因而是無限的，但為了人類的協調發展，某些權利又必須受到法律的限制。這就是法學理論中關于權力和權利的基本理念，即：對于權力來說，只有法律明文授權，才可以行使；對于權利來說，凡沒有禁止的便是合法的。　
　
    他接著說，對民警而言，只有通過行使警察的權力才能保障群眾的權利。這就要求我們行使權力時能夠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但現在往往少了一些關鍵的章法，或者是部分法規相對滯後，指導操作性不強。所以，當務之急是針對出現的問題及時制定相關法律法規，讓民警能夠“放心地”依法執法、依法行政，不再陷入兩難境地。

“有困難找警察”還是“有危難找警察”

    老胡和小宋是兩位非常有責任心的民警，盡管遭到了投訴，但他們依然在工作中堅持著自己認定的原則。前不久，老胡在接處一起居民報稱“煤氣泄漏”的“１１０”電話時，砸開了一戶據稱是“無人在家”的居民房門，結果救出了一名在屋內輕生的女青年。他說：“只要是我認為可能發生危險的，哪怕是沒有鎖匠，我也會破門而入。我們民警無法完全實現‘有難必幫’，但我們必須做到‘有險必救’。”　
　
    小宋幾天前值班時，又一次接到了“樓上居民家漏水”的“１１０”求助電話，在依然尋找不到該居民蹤跡的情況下，他再次選擇了請鎖匠開鎖入室的方法解決問題。他說：“現在居民人戶分離的情況比比皆是，樓上居民家中漏水，嚴重影響了樓下居民的生活，既然我們民警承諾了‘有困難找民警’，當群眾求助時，我們就應該想方設法為群眾解決實際困難，而且水的滲漏可能會引起電線導電等危險情況的發生，應該及時予以制止。”他們是這樣說的，也是按照他們所想的去做了，但每次接處完此類“１１０”後，一想到自己可能並沒有把握好這個“難”的度，一想到可能會引發居民投訴，他們又覺得忐忑不安，畢竟居民的投訴嚴重影響到“群眾對公安機關的滿意度”。　
　
    事實上，現在民警接處的“１１０”電話中，求助類的“１１０”比例已遠遠超過匪警類的“１１０”。

    上海寶山區基層民警在大型遊園活動中維持秩
序。“有危難找民警”的概念，可能比“有困難找民
警”更加客觀現實。現代社會分工明確，各部門都肩
負有自己的職責，公安機關的執法、服務范圍有嚴格
的法律、法規規定，而不應對其它社會事務大包大
攬，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才是“天職”，否則將嚴重
影響正常的警務工作開
而當處警民警趕到現場後，常常為“能不能”、“該不該”滿足群眾的要求而左右為難，為自己無法實現“讓人民滿意”的目標而痛苦彷徨，有時是力不從心，有時是顧此失彼，有時是無所適從。

    其實，兩位民警遭遇的問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近年來，一些地方還出現了有人讓民警買早飯、有人忘帶鑰匙讓民警開鎖這樣的事情，而群眾的根據就是公安機關“有困難找民警”的承諾。不過，對這個承諾，不少民警有自己的想法。上海盧灣公安分局淮海中路派出所民警淩華說，小宋或現實工作中的其他民警之所以敢闖入漏水居民家，是認為“有困難，找民警”、“有難必幫”是公安機關對社會作出的承諾，他們是在兌現這一承諾，是在為民服務。“可問題在于社會發展了，我們以前所作出的承諾是否還妥當，是否還切合實際？”他說，“我們要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對社會作出承諾，反之，如果承諾了卻無法兌現，同樣容易失信于民。”　

    其實，已經有人提出了“有危難找民警”的概念，認為這比“有困難找民警”更加客觀現實。曾經做過警察的律師高樹升說，現代社會分工明確，各部門都肩負著自己的職責，公安機關的執法、服務范圍有嚴格的法律、法規規定，而不應對其它社會事務大包大攬，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才是“天職”，否則將嚴重影響正常的警務工作。公安機關要制訂出切合實際、為經濟建設服務、符合人民群眾利益的便民措施，方便群眾辦事，而不只是作出一些不切實際的承諾，更何況這些承諾越來越難以兌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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