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稅費改革後，基層幹部普遍感到政府對農民的“制約”手段越來越少，農民與政府唱反調的現象越來越多。政府所思與農民所想的脫節，無疑不利于新農村建設。少數基層幹部將農村的新變化歸結為鄉鎮職權被削弱、農民權力“過了頭”，並認為新農村建設需要“集權”于鄉鎮，加強對農民的“教育”。
而在湖南省寧鄉縣大成橋鎮，記者卻聽到了截然不同的聲音。這裏過去由于過度集權，曾經是村民上訪成風、各種糾紛不斷；經過政府放權和“民主治村”，卻實現了由亂到治，並使鄉村工作步入良性循環。
缺乏民主監督“首富鎮”變亂
大成橋鎮是寧鄉縣有名的“煤炭之鄉”，全鎮煤礦的年產量在鼎盛時期曾達到100萬噸，鎮政府年財政收入2000多萬元。豐富的煤炭資源使這個鎮一度雄居寧鄉縣富鎮之首，讓鄰近的鄉鎮羨慕不已。
在大成橋鎮，“想發財包煤礦，想包礦找幹部”是一條人人皆知的潛規劃。幹部們利用煤礦發包權尋租，不僅導致大成橋鎮一些村幹部們“前仆後繼”地腐化，更攪亂了原本淳樸的鄉村民風，直接影響了政府的威信。為了爭奪煤礦利益，許多村的群眾出現分化，每到煤礦承包時，都要公安人員荷槍實彈地到現場維持秩序；有一次煤礦移交時，當地政府甚至從長沙調來了防暴隊。
包上了煤礦的人不遺余力地巴結、拉攏幹部，沒有包上的就到處告狀，想把別人搞下來自己承包。而為了“擺平”那些上訪告狀的人，幹部和礦主們又不得不拿錢封他們的嘴。一段時間內，承包煤礦和上訪告狀成為大成橋人發財的兩條“捷徑”。劉亮說，“當時大成橋鎮上訪告狀的人跑長沙、上北京就跟去自家菜園子一樣”，有些人為此還專門購置了先進的錄音設備和攝像手機。
失控的權力終于使大成橋鎮吞下了自釀的苦酒。經營管理混亂使全鎮煤炭年產量由原來的100萬噸驟減到了20萬噸；鎮本級財政負債1000多萬元；鎮、村兩級煤礦的負債高達3000多萬元。同時，幹部腐化，鄉村民風敗壞，幹群關係緊張。由于對鎮村兩級幹部不信任，大成橋集體上訪、越級上訪成風。
還權于民
“民主治村”由亂變治
2004年4月，30歲出頭的劉亮調任大成橋鎮黨委書記。他在調查摸底時發現，大成橋鎮一個有煤村的村幹部一年的公開收入是五、六萬元，而隱形收入可能多達數十萬，原因就在于幹部直接掌握了煤礦的發包權；而其他村的大小事務也都是幹部說了算。他認為，造成大成橋鎮不穩定的表面原因是煤礦利益分配不均，根子上卻是缺乏民主和監督。2004年是大成橋鎮村委會和黨支部的換屆選舉年，鎮黨委提出要搞成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海選”，鎮黨委將不進行直接任命。當時一些幹部擔心，在大成橋鎮近乎失控的背景下，這種想法很“大膽”，如果選舉失控，面臨的將是一個更難應付的局面。
如何在選舉中體現真正的民意？程序的規范是關鍵。大成橋鎮各村先選村委，再選村支委，並在選舉過程中取消了“流動票箱”，改為集中投票和“密室”劃票。劉亮解釋說，村委是由全體村民選舉，先選村委有利于給村支委選舉提供民意參考；而流動票箱看似方便群眾，實際目的卻是為了保證“組織意圖”，為暗箱操作提供了便利。公開透明的選舉贏得了群眾的信任。21個村選舉投票率平均達到95％以上；全鎮120個投票點沒有出現一張選票的誤差；許多在外打工的人都趕回家投票；還有一些老人讓家人攙著甚至抬著來投票。
“海選”後的第二步是“還權于民”。永盛村是大成橋鎮煤炭資源最豐富的村，其合並之前的三個村都有自己的煤礦，是全鎮經濟基礎最好的村，也是上訪告狀最多的村。67歲的村民王其祥告訴記者，以前村裏的矛盾主要集中在煤礦承包上，那時煤礦包給誰、定價多少都由村幹部說了算。2004年，當村裏長鳳煤礦承包期滿需重新發包時，永盛村的群眾第一次感覺到了自己能夠“當家作主”。
在確定煤礦承包人時，村裏首先召開村民代表、黨員、組長大會，討論並表決通過承包方案的價格、期限；然後由村委會的民主理財小組和村委會、黨支部幹部集體審議投標人資格；第三步是召開公開招標大會，由村民代表、黨員組長一起約三百人參加，縣司法局、公證處派人全程公證。會上由16個報名人輪流進入密室劃票確定承包價格，然後將未公開的標書放入公證箱。同時，在現場抽出16個制標人，其中村幹部2人、民主理財小組成員2人、黨員4人、村民代表4人、村民小組長4人。這16個人分別將自己認為是適當的標底放入密箱，然後將這16個標底總數相加除以16，得出的平均數即為最終標底。標底確定後被挂在臺上，中標者為投標價格最接近標底的投標人。
|
湖南海選村官現場 |
 |
|
農民群眾是建設新農村的主體 |
永盛村黨支部書記曾新民說，“作為村裏的一把手，整個招標過程我根本無權決定；十幾個投標人連一包煙都沒給我送，這在以前這是不可想象的。”長鳳村的招標經驗很快被推廣到了全鎮大大小小的工程項目上。全鎮所有的村在村支兩委之外，都成立了“民主理財小組”和“民主監督小組”。大到一個工程項目，小到接待上級領導時擺幾包煙，不通過兩個小組的同意，村支兩委不能開支一分錢。此外，村裏的五保戶供養、低保指標等都必須通過村民代表大會確定並張榜公布，村幹部即使想照顧自家親戚也不可能。
“官民一心”
不必再搞“偽民主”
不打折扣的“民主”給大成橋鎮帶來變化，首先是幹部的責任心強了，村民好管了。過去召集村民開個會還得發煙，現在老百姓是隨叫隨到。其次是鄉村工作更好開展了。成功塘橋村黨支部書記喻傑武告訴記者，以前村民告狀，最多的就是選舉不公和幹部腐敗，現在幹部選舉和村務管理都公開透明，大夥都不再告狀了。“搞民主少了許多是非。”永盛村黨支部書記曾新明也認為，雖然實行“民主治村”後，幹部再也沒有“一言九鼎”的權力，村裏決定大小事務的程序也比較繁瑣，但只要是村裏定下來的事，辦起來都很順利。
鎮裏幹部一開始擔心，民選的村官可能只對群眾負責、不對政府負責，但這種情況並沒有出現。記者了解到，大成橋鎮所有民選村官的競選承諾都被制作了備份，在鎮政府存檔。鎮裏每年考核村幹部時，他們對村民承諾的實現情況也是重要的指標。
劉亮說，“其實鎮裏所想的和農民群眾所想的一樣，都是想把地方經濟搞上去，把農村建設好。”以前鎮裏搞建設項目，村民還有些唱反調的，現在通過民選的村幹部來組織，工作反而更好開展。據劉亮介紹，今年全鎮各村的水利和基礎設施建設進展都比較順利，永盛村還投入幾百萬元搞起了“村級工業園”。“在以前的混亂情況下，這麼大的投資項目幾乎不可能順利搞起來。”
劉亮認為，其實大成橋鎮的“民主試驗”並不是什麼創新；民主選舉只是嚴格按照《村民自治法》來操作，帳務公開、民主理財、民主監督也是黨和政府一再強調的。但現在鄉村的實際情況是，盡管有明文規定，但基層幹部總是擔心群眾“覺悟低、素質差”，為了維持政府的“控制力”，有的地方甚至不惜搞“偽民主”，進行某些形式的“暗箱操作”，結果反而失去了群眾的信任，也不利于工作的開展。他認為，對基層幹部來說，權力和民主是此消彼長的，權力太大就不可能民主。作為基層政府，應該更多地扮演服務者和監督者的角色，而不應該只作為權力的操作者、執行者。“實際上，農村管理民主的關鍵在于鄉鎮，在于鄉鎮領導能否有正確的權力觀。”（完）
】
文：譚劍、于磊焰、段羨菊 圖：李尕、龍弘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