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友間傳遞的漂流圖書、雨天裏為顧客準備的“真情傘”、巴士裏為乘客解悶的雜志……這些在大眾之間傳閱和傳遞的物品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諸多的便利，體現著一個城市的文明時尚。但記者在調查中發現，這些形式多樣的便民之舉在現實中卻遭遇了諸多不文明的待遇：漂流圖書被截流、真情傘被私藏、巴士雜志被撕扯……有人埋怨公眾的文明素質，有人歸咎于這些作法過于理想化，不符合實際。讓公共流動物品更好地流動起來，究竟要靠市民自覺形成的誠信氛圍，還是靠對公眾進行有效約束呢？
公共流動物品命運多舛
圖書漂流活動是從國外傳過來的一種新穎、時尚的閱讀方式，書友們將書籍貼上特定的標簽後，投放到公園等公共場所，拾取的人閱讀後，再將其繼續投放到公共場所，這樣使圖書不斷地漂流下去，使更多的人都能讀到同一本書。
圖書漂流傳入中國以後，受到很多出版社和書店的青睞，許多機構紛紛組織了多次圖書漂流活動。２００５年，廣西人民出版社等單位在廣州等１１個城市放漂了２０００冊圖書。２００６年“世界圖書日”當天，上千冊圖書開始在沈陽市“漂流”。
２００６年“五一”前夕，長春市聯合書城選擇了涉及文學、社科、體育等多個類別的圖書１０００冊進行了放漂。
圖書漂流在給中國廣大書友們提供諸多新鮮感和便利的同時，也給活動的主辦者和組織者們提出一個新的難題：圖書在漂流中越來越少，回漂率低成為圖書漂流發展的致命障礙。２００５年底，上海市普陀區曾放漂數萬冊圖書。但據普陀區圖書館對漂流圖書的跟蹤調查，這批書的回漂率僅有３０％。不少漂流書在傳遞過程中石沉大海，一去不復返。
漂流書的命運使人們想起了近幾年一些商家興起的“真情傘”、“愛心傘”活動。雨天時，一些商場等公共場所準備大批雨傘供沒有帶傘的人免費使用。這種活動剛剛興起時受到很多人的稱頌，認為這是一種城市文明的標志，“真情傘”活動普遍開展起來。但記者調查時發現，現在在一些公共場合已經難以找到“真情傘”了。一些商家明確表示，搞“真情傘”最後大多有去無回，哪個商家也發不起呀。
吉林大學新聞係研究生李橋說，兩年前，吉大校園裏流行“愛心傘”，是某商家讚助的。有了“愛心傘”，每逢陰雨天，出門上課沒帶傘的同學再也不用打電話求舍友送傘了，同學們都覺得“愛心傘”為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提供了不少便利。但是由于許多人用後不去還傘，傘越來越少了。大概只堅持了半年，“愛心傘”就沒了蹤影。
同樣的命運發生在公交巴士雜志上。為了給乘客路途上解悶，長春市一些公交線路車座靠背上拴著《巴士生活》雜志供乘客閱讀。但是記者走訪發現，巴士雜志的現狀實在讓人擔憂。記者在３６２路車上看到，不少挂雜志的地方只剩下了一根繩，尚存的雜志也有不少已被損壞，大多已經殘缺不全，還有的雜志被貼上了“狗皮膏藥”似的小廣告，弄得滿目瘡痍。投放《巴士生活》雜志的吉林省目標傳媒有限公司制作發行部的喬經理告訴記者，他們每個月要在車上投放４萬至５萬本雜志。由于雜志丟失、損壞得快，所以公司每天都有專人負責補投雜志，有時一天要補充幾千本。
市民自覺性能否主宰公共流動物品的命運
公共流動物品的生命力在于流動，要求暫時的使用者們“愛要釋手”，如果在某個環節上發生了截留，公共流動物品將無法完成它的使命。因此，在物品流動的背後，實質上流動的是信任和公德。吉林大學社會學係主任田毅鵬認為，公共流動物品對當前的市民文明素質提出了一種考驗。在這種考驗面前，有些市民表現得並不合格。可以說，誠信這一關是阻礙類似公共流動物品發展的關鍵症結。
沈陽市北方圖書城的一位負責人表示，把上千冊圖書進行放漂，究竟能有多少回漂率，作為主辦方心裏也沒有底，這上千冊圖書是“迅速沉淀”還是“繼續漂流”，只能依賴市民的自覺性了。
長春市聯合書城策劃部的鄭麗群經理認為，從首漂儀式上的情形看，對于回漂效果並不感到樂觀。而書城堅持辦圖書漂流的目的本身也並沒有對回漂率寄予什麼過高的期望，主要是想通過這樣的活動擴大閱讀面，讓更多的人讀到自己想讀的書。
採訪中，一部分市民也表示，類似這樣的一些面向市民的公益活動，不能完全建立在公眾的自覺性上。目前有一些公益活動沒有充分考慮現實條件和環境，活動顯得過于理想化，因而缺乏長久的生命力。長春市民梁艷說：“每次見到公交車上的免費雜志，我就在想，盡管這是一種便民服務，但由于過于依賴乘客的自覺性，使免費雜志缺少有效保證。雜志剛挂上去，就被撕扯或涂畫得面目全非，後來再看的人也沒有多大興致了，便民之舉反倒給一些人搞破壞提供了方便。這樣下去，恐怕投放雜志的公司慢慢就沒了積極性。”
公共流動物品的命運是否只能由社會誠信度和個人的自覺性來主宰呢？一些投放公共流動物品的公益活動難以為繼是否只能簡單歸結為與市民素質不相適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