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治理行人、機動車“闖紅燈”行為，可謂花招迭出，有罰款、有“樹靶子”、有公開曝光等等，不甚枚舉。近日，安徽省蕪湖市啟動“紅綠燈、文明行”勸導活動，祭出“闖紅燈要抄告單位”這一狠招，頓時引來眾多爭議。“抄告制”的可行性有多大
，交警是否有權“抄告單位”，“抄告”是否涉嫌侵犯公民隱私權，一時間，眾說紛紜。
資料圖片
中新社發
上海街頭亂穿馬路者很常見。
（圖片來源：東方早報）
治理“闖紅燈”各有各招
據了解，蕪湖市相關部門對此次“紅綠燈、文明行”勸導活動志在必得，除動員機關單位工作人員上街勸導市民文明行之外，還有闖紅燈“抄告”制度。即交警和勸導員對闖紅燈、騎車亂穿行等交通違法行為，除了依法勸導、教育或處罰外，還會將相關記錄反饋給違規者所在單位和社區。
雖然鏡湖區交警大隊的吳雷中隊長稱，目前他們的主要工作是以勸導教育為主，還沒有進行到處罰和“抄告”階段，但他對此舉的能否順利推行表示了擔憂，排除行人為了逃避“抄告”可能會找出種種借口不說。即使“抄告”了單位，單位能否是重視進而起到教育的目的，還是未可知否。
據記者了解，各地交警部門為遏制行人、機動車闖紅燈行為可謂花招迭出，正所謂“沒有最狠，只有更狠”。
如此闖紅燈（圖片來源：焦作日報）
江蘇曾開展“江蘇省道路平安暢通行動計劃”，對公務員、大中學校師生及現役軍人除依法教育處罰外，抄告其所在單位，並請單位配合教育。
沈陽市在行人、非機動車交通違法行為現象較多的單位所在路口、路段，設便衣民警或協勤人員。利用照相機對所在單位人員的交通違法行為進行現場抓拍，並在這些單位內部展覽曝光。
河南鄭州出臺《鄭州市行人、非機動車交通違法行為處理暫行辦法》，規定闖紅燈的行為與個人獎金、工資、所在單位的文明稱號挂鉤，行人闖紅燈扣發當月獎金。
———— 相關報道 ————
◎ 一座頻遭“黑手”的少女銅雕
2006年2月27日，被人從腳踝處鋸斷偷走，留下孤零零的一雙腳；2007年10月，被重新安裝上不到7個月，銅雕上端的四個圓型銅泡泡又被人折斷摘走；20多天後，重新澆鑄安裝的銅泡泡在幾個小時後再度不翼而飛…… 【全文】
“抄告制”社會褒貶不一
資料圖片
（來源：重慶晚報）
“闖紅燈通告單位”，似乎是相關部門的無奈之舉，細思之下卻有許多不妥之處，例如此舉是否具有可行性，交警部門是否有權力“通告單位”，會不會牽涉到行人的基本權利和隱私？眾人褒貶不一。
蕪湖市民楊先生認為，行人闖紅燈屬于個人行為，與工作毫無聯係，與單位更是關係不大，抄告單位實在沒有必要。職工的大事小事都告之單位，希望達到的所謂“教育”效果也不可能，甚至會有適得其反的結果。更何況，如今人才的流動性很大，能否準確的投遞到當事人的單位，而不會對當事人的工作、生活產生不利影響，這個尺度很難把握。而且如果僅對于有單位的闖紅燈者採取抄告單位，那沒有單位可抄告的人不是多了一份“特權”，反而顯得有恃無恐？如此看來，對“單位人”未必有效，對沒有單位可抄告的個人也有反面的暗示意義。因此，還是應以當面教育處罰為主。
安徽省地方網絡媒體也就此事展開了討論。有網友認為，在國人傳統的“榮辱觀”裏，往往忌憚小范圍的“評頭論足”。對于“單位人”來說，“縣官不如現管”。將闖紅燈行為抄告單位，可以運用單位上下的輿論壓力進行有針對性的教育。在國人素質還未完全達到自覺遵守交通法規的今天，除了加大全民素質教育外，採取“多管齊下”的管理方法和必要的處罰措施是必需的。“抄告制”猶如給“處罰”再加了點“鹽”，不僅能夠警示違規者，也可“殺一儆百”。
2006年1月7日，行人在福州市一人行道口等待綠燈信號。從當日起，福州市公安交通管理部門開始對路面交通秩序進行全面整治，所有非機動車和行人違反交通信號
、逆向行駛和不按道行駛等交通違法行為將被處以5元罰款。 新華社記者張國俊攝
“抄告制”是否涉嫌侵犯公民的權利和隱私，法律專家也的意見也不統一。有專家認為政府應依法行政，對行人及非機動車闖紅燈，應按照《道路安全法》的規定來處理，不能隨意添加“處罰菜單”。《道路安全法》也並未規定可以通過抄告單位、公開曝光的途徑進行處罰，公權如一旦超越法律設定邊界，更是要冒“闖紅燈”的危險。個人闖紅燈，作為違法行為，理應受法律懲罰，但公共部門即便出于公心進行曝光，也是不妥的。
安徽徽天律師事務所王明紅律師認為此做法並不違法：依據《安徽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道路安全法>辦法》之第五十八條規定，對于行人違反交通信號的，處警告或者50元罰款。所以，對于行人闖紅燈的違法行為，交警部門應當施以警告或者罰款的行政處罰。《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處罰法》第四條明確規定：“行政處罰法遵循公正、公開的原則”。這裏的公正、公開體現的是全方位，包括執法程序、處罰結果、救濟手段的公正、公開。所以就公布行為本身而言，交警部門將行政處罰的結果進行公布並不違法，這當然也應該包括向被處罰人單位的公開。公民合法的隱私權是應當保護的，但是對于已經違反社會秩序，侵犯公法的行為，不能劃入到公民的合法權益范圍中，不能借“隱私權”來逃避處罰結果的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