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7歲的中國經濟學界領軍人物吳敬璉有個響亮的綽號———“吳市場”。這頂帽子最初帶有貶義，有譏諷他在中國“販賣”市場經濟之意。現在聽來，成了對他的肯定。的確，多年來，吳敬璉是市場經濟一以貫之、不遺余力的鼓吹者。
2005年春，憑著這份執著，因在理論經濟學、比較制度分析、決策咨詢、經濟學和管理學教育等多個領域中的傑出貢獻，吳敬璉成為有著“中國經濟學諾貝爾獎”之稱的首屆“中國經濟學獎”的四位獲獎者之一。這可以看作是對他傾注半生心血倡導和實踐市場經濟理論的肯定。
“吳市場”
吳敬璉的市場經濟思想早在中國實行嚴密的計劃體制時期就有所萌芽。
1930年1月24日，吳敬璉出生于南京一個有著幾代民族資本家傳統的家庭。但吳敬璉沒有走向實業救國之路，而是踏入了經濟學研究的大門。1953年，畢業于復旦大學經濟係的吳曾跟蘇聯柯西金時期成為著名改革派經濟學家的阿·畢爾曼學習，研究企業財務和國家財政問題。他1960年發表在《經濟研究》上的《社會主義的過渡性》，被國外某些學者認為是某種原則上區別于前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體係的代表作。
從1979年開始，吳敬璉把研究重點逐步轉向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實的比較研究上，逐步形成了對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和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的想法，在中國開辟了比較經濟體制研究的新領域。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圍繞著改革的目標是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的問題，中國思想理論界一直在激烈爭論。吳敬璉始終鮮明地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主張。還在1982年，他就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具有商品經濟的屬性。1984年7月，他參加了由馬洪牽頭的《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再思考》意見書的寫作，為商品經濟“翻案”成功，給十二屆三中全會確定商品經濟的改革目標鋪平了道路。
但在有著數千年小農經濟傳統和數十年計劃體制浸淫的中國，傳播市場經濟理論的過程中必然會有反復甚至後退。1991年冬天，時任總書記的江澤民召開中央各部門研究人員座談會，以吳敬璉為首的幾位經濟學家以各種方式反駁了當時甚囂塵上的開倒車論調，捍衛了改革的市場方向。同年底，他與學生劉吉瑞合著的《論競爭性市場體制》在冒著風險、遭到多家出版社婉拒的情況下由中國財政出版社出版，明確提出改革應以市場為取向這一觀點。此書後來並被評選為影響新中國經濟建設的10本經濟學著作之一。
1992年春天，鄧小平南巡講話使吳敬璉和他的主張正式走向前臺。這年4月，吳敬璉向中央領導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法的建議被採納。接著，中共十四大正式宣布“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至此，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終告確立。
吳敬璉對于市場經濟的傳播不是就事論事的現象討論，也不是意識形態的政治辯駁，而是建立在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基礎之上，是對計劃和市場兩種資源配置方式的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和激勵成本）所作的比較為依據的，因而有著理論上的嚴謹性和較強的說服力。
此外，吳敬璉還在改革方案的設計上，主張整體協調改革，被理論界稱為“整體改革論”或“協調改革論”，探索並推進國有經濟根本改造道路和建立現代公司制度，論證社會主義可以建立在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礎上，提出建立一個公開、透明和可問責的公共服務型政府等等，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的改革理論討論和方案設計中最具代表性的流派之一。
專業精神與平民情懷
在吳敬璉身上，經濟學家的專業精神與公共學者的平民情懷兩者得到了高度統一。當然，在不同階段有不同表現，其精神內核則是一致的。
2001年12月，吳敬璉以他對股市的建言，再度當選為CCTV中國經濟年度人物，並高票獲得該年的“經濟人物大獎”。頒獎詞說：“他是一位無私的、具有深刻憂患意識的社會賢達，一個純粹的人，一個特立獨行的智者。一個把中國老百姓的疾苦當作自己疾苦的經濟學家，一個睿智和良知兼備的中國學者。他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高貴品格。”
某種程度上，這也代表了吳敬璉在中國公眾心目中的形象。在2001年至2002年的股市大論戰中，處于旋渦中心的他，因抨擊證券市場黑幕而成了大眾心目中“中國經濟學家的良心”。當被問到為什麼會站出來為中小投資者說話時，他答道：“我們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時，不應忘了還有很多平民百姓，他們甚至沒有得到應有的平等機會去謀求體面的生活，當看到一些生活無著的下崗職工拿著自己的微薄積蓄，無奈地投身于極不規范的股市而沒有別的出路的時候，我們不覺得自己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麼嗎？”
吳敬璉的平民情懷從他喜歡引用捷克新聞記者和著名作家伏契克的一句話可見一斑。後者說：“人們，我是愛你們的，你們可要警惕啊。”
在他看來，“關注社會公正和社會中人的命運”是“經濟學家的本分”，經濟學家的專業精神應該是揭示事物的真相，而他所理解的平民意識，則是“經常想到普通百姓的疾苦，盡力為多數人謀利益”。基于這樣的理念，吳敬璉判斷事情對錯與否的標準是：是否是真理、是否有利于民族。股市中的官商勾結操縱市場，國企改革中的國資流失，是走向權貴的市場經濟，還是一個立足于公正規則上的市場經濟等等，看到這些問題，需要專業精神；而說出這些問題，需要道德支撐。
然而，成為一個道德符號，似乎又不是他所願看到的。作為經濟學家，他覺得更重要的是要符合專業精神和市場規律，是不是說的是事實真相。如果是，即使與社會的眾意相悖，他也不準備遷就。
今年兩會期間，吳敬璉先後提出的三個觀點：城市拆遷補償要納稅、打壓房價會使物價上漲、春運限價不如補貼農民工，引起社會巨大反響，可以說大大得罪了社會大眾。媒體特別是網上對吳敬璉的批判連篇累牘，轉瞬之間，他從民眾的代言人變為不關心民眾疾苦的既得利益集團的一員。
吳敬璉並不想為了討好民眾就喪失經濟學家的專業判斷，他堅守市場化仍然是解決中國所面臨的各種問題的唯一辦法。同時，他也不因受到民眾的誤解和批評而喪失其平民意識，下面這段話就是最好的說明。他說，在社會轉型時期，“由于有權力的人們會在不規則的產權變動中得益，而社會弱勢集團會在這個過程中受損，支持規范的法治經濟對大多數人來說是有利的。同時，為了使處于弱勢的大多數人懂得自己的利益所在，並且知道如何來捍衛自己的利益，也需要知識分子以理性的態度努力傳播真理，幫助更多的人掌握真理。如果思想理論界中人明知故犯，或者只是一味的指責別人，而不履行自己應盡的職責，那就意味著喪失了職業的操守。”
吳敬璉問題
中國的改革，用經濟學的語言說，是一種市場的供求關係。改革的需求者是渴望變革的社會和它的人民，而改革思想的供給者之一，則是具有專業精神的經濟學家。在如何促進改革的供給上，吳敬璉為中國的經濟改革貢獻了一套思想和方向，但如果僅僅停留在這裏，吳敬璉就是一個過時的人物了。他對中國經濟改革的獨特價值，還在于他能“與時俱進”，提出問題，並試圖解答問題。
近年來，吳敬璉不斷強調中國社會轉型有滑入“拉美化陷阱”的危險，呼吁改革要警惕權貴資本主義的侵蝕。在中國的改革和社會轉型已進入到攻堅階段時，改革出現了動力嚴重匱乏的問題，並面臨著來自兩個方面的危險：一個是開倒車，不同程度地回到計劃經濟，具體表現就是越來越多的權力上收到政府手裏，由政府來主導市場和資源配置；另一個是借改革之名掠奪大眾以肥私。這兩種力量互相以對方作為自己存在的依據，公眾看不明白時，就容易由于受到蒙蔽盅惑而發生錯覺，把因此而受損的仇恨撒上市場化取向的改革以及這些學者身上。久而久之，這種民粹化的情緒累積起來，一旦爆發對社會產生的危害是不可小覷的，它有可能使我國改革開放幾十年積攢起來的成果毀于一旦。
吳敬璉的價值就在于他提出了這個問題。它被有些學者稱之為“吳敬璉問題”。也因此，他近年來著力倡導一個法治的“好的市場經濟”，而警惕一個官商勾結的“壞的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出現。這也是吳敬璉為中國改革設想的彼岸目標。
2004年至2005年，中國爆發了一場改革向何處去的大爭論，各方都在認真反思改革的成就和不足。作為回應，吳敬璉在去年的“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上，坦言中國改革存在四大缺陷：第一，一些關鍵領域的改革，如大型國有企業股份化改革，壟斷行業管理體制和產權制度改革，基本經濟資源市場化配置等障礙重重進展緩慢；第二，現代市場經濟正常運轉所必須的法治環境遲遲未能建立；第三，政府必須提供的教育基本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不但沒有加強相反有削弱的趨勢；第四，與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社會體制相適應的粗放增長方式難于向集約增長方式轉變。由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行政腐敗擴散等造成的社會矛盾日益加劇，並引起了部分群眾對現實生活中消極現象的強烈不滿。盡管這些問題並不新鮮，提出來也相對晚了，但它由吳敬璉提出來，還是有很大的意義。
英國作家狄更斯在《雙城記》的開頭說：“我們所處的時代就是這樣的時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我們很快就要上天堂了，我們也要下地獄了。”中國的市場經濟之路要想避免滑入“壞的市場經濟”，從而使我們不下“地獄”，
用吳敬璉的話說，“問題就在于我們努力的程度。”
誠哉斯言。（鄧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