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居民過低的消費是由中國獨特的經濟發展結構所造成的，因此我們不能通過單純地採取總量調整的政策措施來刺激消費、控制經濟增長的速度。為保持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需要進行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
經濟學常識告訴我們，經濟增長主要取決于消費和投資，假如再導入政府幹預與對外開放，那麼經濟增長還取決于政
府支出和出口。幾乎所有的經濟學家都認為，假如經濟增長中消費貢獻度過小，那麼這樣的經濟就將是不可持續的。目前中國的情況恰好是，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消費貢獻偏小，並大大低于國際平均水平。據此，很多人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並把居民過高儲蓄和過低消費歸結為中國的國民性，即所謂的節儉偏好。對于這種觀點，我們不能認同，中國居民過低的消費並非源于節儉偏好，而是由中國獨特的經濟發展結構所造成的，對此，我們可通過中國、美國和印度的比較分析來加以說明。
2005年中國居民消費僅佔國民生產總值的38%，而美國則高達70%，印度也要達到61%。中國居民消費支出不僅低于發達工業化的美國，也低于發展中低收入的印度。但是，中國經濟增長卻是世界最快的。這樣就有兩個問題需要加以解釋：第一，中國居民消費為何偏低；第二，在居民消費偏低情況下，為何還能出現高速增長。
首先，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偏低是由經濟增長結構造成的。居民消費支出增加需要以收入增加為前提，而收入增加則受制于經濟增長的結構。一般而言，在農業、工業和服務業三大產業中，服務業發展對就業和居民收入增加貢獻最大。農業對居民收入增加的貢獻大小取決于農業生產率，而農業生產率與農村就業人口是負相關的。工業發展對就業和居民收入的影響取決于經濟發展的階段：假如經濟發展處在勞動要素驅動時期，那麼工業發展是有利于就業和收入增長的；假如經濟發展階段進入資本要素和知識要素驅動時期，那麼工業發展雖可增加GDP，但並不一定帶來就業和收入增加。最近幾年來，中國農業、工業和服務業佔GDP的比重大致為15%、51%和34%；美國為2%、23%和75%；印度為22%、26%和52%。以美、印兩國為參照係，中國服務業在GDP中所佔比重嚴重偏低。如果再引入資本形成指標，中、美、印三國增長率分別是45%、18%和23%。把中國如此高的資本形成率與工業在GDP中所佔高額比重聯係起來分析，就不難發現，中國目前正處在由資本要素驅動的工業化中期發展階段，在這樣的發展階段，資本的收益必定要高于勞動的收入，考慮到資本收益主要是用于再投資的，所以當勞動收益相對偏低時，中國消費偏低和內需不足的現象就不難理解了。
其次，導致中國居民消費支出偏低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政府職能轉變過慢。政府職能轉變過慢就會導致全社會公共品供給不足。因為公共品供給不足，居民就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儲蓄、通過市場來購買原本應由政府提供的各種公共服務，比如養老、醫療保健和子女教育等。毫無疑問，這樣的儲蓄具有強迫性，從而與節儉美德無關。
再則，由于中國金融體係效率過低、濫用居民資產的現象非常嚴重，所以也會造成居民消費支出下降。根據消費平滑理論，只要當期居民的金融資產被濫用，必定會產生當期居民儲蓄增加和消費減少的跨期轉換效應，因為當期資產被濫用意味著下期資產及其收益的下降，為了確保下期體面的消費支出，就不得不依靠增加當期儲蓄、減少當期消費來加以平滑。
在弄清楚中國消費偏低的原因後，我們還需對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原因做出解釋。其實，原因非常簡單，因為有大量外資前來中國投資，這些外來投資基本上是以直接投資方式進入中國市場的，並大都從事加工貿易或者轉口貿易性質的生產活動，而這正是造成缺乏內需與有效供給的中國經濟為何會高速增長的原因所在，並且也是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總是伴隨著揮之不去的高額儲備之原因所在。
以上情況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實際上是由一種世界性力量推動的，正因為如此，中國經濟增長的所得也就必須由世界分享，就中國外匯儲備主要來源是外商直接投資及其貿易所得的結售而言，再也清楚不過地說明了這一點。
在上述這樣的經濟結構與增長邏輯下，中國是否可以通過單純地採取總量調整的政策措施來刺激消費、控制經濟增長的速度呢？回答當然是否定的，因為中國面臨的是發展中的結構問題，而不是簡單的總量失衡問題。所以，為保持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中國所需要的是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其中體制改革是結構調整的必要前提。這裏的道理很簡單：沒有體制改革，任何總量調整政策都會因為缺乏有效的傳遞渠道而失去其政策效用；沒有體制改革，任何結構調整都是不可能發生的。
體制改革的核心內容就是確保產權和市場力量在經濟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為此就需要限制政府對經濟活動的過多幹預。（華民 作者係復旦大學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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