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4月份財政部部長項懷誠公開表示積極財政政策要逐漸淡出後，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爭論近來又烽煙再起。這是件好事，它表示各方都在關注我國的財政形勢和財政政策。但問題的實質在于，中國財政制度的運行機制與新的經濟體制不相協調和匹配。而要盡快建立起適應當前經濟體制的財政制度，中國的財政制度就必須進行全方位的、脫胎換骨的變革，即建立公共財政框架體係。

　　我國目前的財稅體制框架是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逐步形成的。當前正在進行的各項改革，如部門預算改革、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收支兩條線”改革、政府採購制度改革、稅費改革等，都是建立有中國特色的公共財政的重要內容。

　　1998年以來，為了促進經濟增長，中國實行了積極財政政策。這一政策對經濟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是十分明顯的。但是，積極財政政策也積累了很多問題，其中之一，就是赤字增加所引起的財政負擔過重。在過去四年中，中國財政累計發行了51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2001年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為2.7％，債務余額佔GDP比重為16.3％。雖然這一比例與國際公認的警戒線尚有距離，但積極財政政策的繼續推行，將會嚴重增加我國未來5到10年的財政負擔。另一方面，我國目前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大大低于國際一般標準，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受到財政能力的制約。特別是今年一季度，財政收入增長3.4％，財政支出增長23.9％。以至連項懷誠都認為這一情況不是非常理想，收入增長太低，支出增長太快，財政形勢非常嚴峻。

　　問題還在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如果中國的財政機制仍像現在一樣，收稅不能完全依法而收，收費時沒有行為規范，支出不透明，部分支出不納入預算，那是不能被人們所接受的，甚至搞不好可能被國際仲裁組織仲裁。因此，中國有必要盡快建立起公共財政的收支運作機制。

　　建立公共財政體係和框架的改革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在財政的收支結構上，要從政府對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全面幹預，逐步轉變為政府只對市場失效部分進行補充。對于市場能很好地完成資源配置的部分，應放手由市場去承擔。二是用公共的方法管理財政。要意識到，財政花的是老百姓的錢，應該採取公正、公開、透明的辦法使用資金，以節約財政資源，取得更好的社會效益。

　　有關專家認為，從項懷誠在今年人代會上所作的財政預算報告中可以看出，盡管仍然是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基調，但和以前年份有很大差別，財政政策正向公平轉型，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一是突出了公共財政建設這一主題，通過深化“收支兩條線”改革，運用預算和監督的強化來規范政府的財政行為；二是社會公平方面的調節力度大大增強，按照預算，今年中央財政共安排社會保障支出860億元，按可比口徑計算，比2001年增長28％，大大超出總財政支出的增長幅度；三是把調動地方積極性擺在重要位置，一方面，通過絕大多數企業所得稅和全部個人所得稅的五五分成，預計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稅收收入會有一定程度的上升；另一方面，加大轉移支付力度，特別是省以下的轉移支付力度，1180億元用作工資性轉移支付。

　　另一個值得稱道的事例是，財政部宣布從6月1日起，大幅取消政府性基金項目，大約85％的全國政府性基金項目、共計277項將被取消，預計一年可減輕企事業單位和居民負擔約170億元。

　　經濟學家高培勇認為，中國財政實行以公共財政為目標定位的改革，必須著眼于公共財政的三個基本特徵：其一，滿足社會公共需要，即要滿足大部分人的公共物品或服務的需要，調節中國越來越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對宏觀經濟運行進行調控；其二，立足于非盈利性，即公共財政框架下的政府部門，一定是一個以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為動力的單位和實體，它必須提供物質保障，但不能直接介入市場，這樣可以避免政府部門以權謀私的腐敗行為；其三，政府收支行為規范化，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法制的健全，這是前提；二是全部政府收支形成完整統一的預算，這是監督審議的窗口和途徑。

　　雖然，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公共財政體係和框架，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改革。但目前，在中國建立起公共財政的框架仍非易事。因為這樣的改革無異于在政府最痛的地方下刀子，改革觸及到政府的既得利益，而發動改革的主體又是政府自身，很可能在政府內部就會出現種種阻力。可不管阻力到底有多大，中國要走出多年來的財政困境，出路只能是實行公共財政。(鄧聿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