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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謝伏瞻
一、對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基本判斷
當前宏觀經濟正朝著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調控目標發展，保持平穩較快的增長態勢。從上半年經濟運行的各項指標看：ＧＤＰ仍然保持高速增長，既沒有明顯的通貨膨脹，也沒有通貨緊縮；就業增加，（１－６月新增城鎮就業５９５萬人，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２５８萬人），消費增長，國際收支保持順差，財政收入穩定增長，金融運行基本穩定，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仍處高位。這些指標的組合表明當前的宏觀經濟形勢是好的。
從宏觀經濟的變化趨勢看，出現了一些需要關注的新情況和新趨勢。
一是工業增加值累計同比增速從去年５月以來平緩回落，工業企業利潤增速明顯下降，同比回落２７．９個百分點。除煤炭、石油、鋼鐵等少數行業的利潤加速增長外，建材、電力、運輸、設備制造、電子行業虧損嚴重，規模以上工業虧損額增長５６．１％，同比上升５５．７個百分點。企業利潤增速下降一方面意味著企業自籌資金能力減弱，即自發投資能力減弱；另一方面意味著投資的預期收益下降，可能造成投資的意願下降，這就表明未來的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可能呈下降趨勢。
二是進口增速下降。上半年，進口增長１４％，增幅比去年同期低２９個百分點，低于出口１８．７個百分點。特別是一般貿易進口名義增速只有７．５％，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速更低；一般貿易進口佔總進口的比重下降２．５個百分點。進口增速下降意味著國內供求矛盾在緩解，需求拉動力在減弱。雖有匯率升值預期的影響，但不是主要因素。
三是ＣＰＩ同比呈下降趨勢。從３月到６月，環比持續負增長。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相對平穩，也表明供求矛盾在緩解。
四是上海、廣東等經濟大省工業增速在下降（上海由去年１－５月的２２％降為今年１－５月的１０．６％，廣東由２３．４％降為１６．９％）。這些經濟大省增速下降對周邊地區的經濟帶動力有可能減弱。
綜合靜態和動態兩方面的分析，估計下半年經濟可能呈高位運行，穩中趨降的態勢，如果保持目前的調控力度，宏觀經濟既不會反彈走高，也不會加速下滑。宏觀調控關注的重點不在今年而在今後１至２年，應及早解決一些傾向性和關鍵性問題。
二、關于宏觀調控方向和目標的權衡
目前的宏觀調控處在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正確把握調控方向，選擇調控目標十分重要。
在調控方向上，是繼續抑制經濟過熱，防止反彈；還是反向操作，防止經濟的加速下行；或是穩定現行政策，觀察發展動態；這是目前需要作出的方向性判斷。如何調控，取決于我們的調控目標，也就是說，我們到底需要一個什麼樣的調控結果。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必須在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權衡。一是短期和中期；二是內需和外需；三是總量與結構。盡管這三組關係並不是完全對立的，但確實要有所取舍。
第一個方面的權衡是短期和中期目標。年初確定今年的增長目標是８％，可以有把握地說，沒有極特殊的事件發生，實現這一目標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明年、後年的增速如何。需要考慮的問題是：允許ＧＤＰ增速回落的底部在何處？如何防止ＧＤＰ增速的加速回落。從當前的情況看，如果僅僅是工業增長和工業投資放緩使ＧＤＰ增速適度回落，對于防止今後幾年的能力過剩和供大于求是有利的。也就是說，略微降低一點當前的增速，可能有利于今後兩年保持相對高一些的增速。從持續穩定發展的角度看，可能是利大于弊的。當然，當前增速的回落應有一個底限，我認為中央確定的既定目標就是這個底限。另外，在消費增速相對平穩的條件下，有可能影響ＧＤＰ增速加速回落的因素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出口增速加速回落，另一個是房地產市場的急劇收縮。
所以，在權衡短期目標和中長期增長目標時，關鍵是要把握好對這兩個部門的調控力度，以保持國民經濟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一個較高的增長速度，而不是大起大落。
第二個方面的權衡是內需和外需。從１９９４年匯率並軌以來，我國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一直保持雙順差。１０年來，貿易順差累計約３０００億美元左右，外商直接投資大體上每年在４００億－６００億美元之間。這在很大程度上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強大動力。今年上半年，貿易順差３９６億美元，考慮到去年同期近８０億美元的逆差，僅凈出口就拉高ＧＤＰ增量約３８００億元人民幣。這樣的結果對增長、就業的有利方面自不待言。如果這樣的出口實績是因為我國產業和產品的總體競爭力提高的結果，是在各種經濟參數比較合理的條件下取得的結果，應該說不足為慮。問題是我國的生態、環境的成本在很多情況下沒有計入，資源的價格偏低，農民工的社會保障等社會成本也沒計入，這就使出口高速增長的負面影響增大。一是貿易摩擦增多；二是資源配置惡化與資源環境的壓力加大；三是外匯儲備急劇增加，外匯佔款增加，貨幣政策的操作難度加大；四是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條件下，造成資本被動對外輸出，從總體上看不符合國家的長期利益。因此，無論是維護當前的宏觀經濟穩定，還是促進經濟的中長期發展，都有必要對內需與外需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加以評估。綜合考慮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外環境和條件的變化對戰略與政策調整提出的要求，合理適度調整政策，改變粗放型出口擴張戰略，限制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產品出口，提高出口的質量和效益。同時，提高消費率，切實增強內需對經濟的拉動力，減少對外部需求的過高依賴和外部衝擊對中國經濟穩定發展的負面影響。
第三個方面的權衡是總量與結構。一般說來，在總量供不應求的情況下，調整結構比較難；在供大于求的條件下，結構調整的內在動力就會增加。從２００２年底這輪增長進入上升通道後，結構性矛盾就日漸突出，主要表現是煤電油運等瓶頸制約增大，採掘業、資源型產業與原材料工業和制造業的矛盾加劇。今年１－５月，鐵礦石原礦量、生鐵、粗鋼、鋼材、鋁材、焦炭、紗、布、硫酸、燒鹼等產品以遠高于工業增加值的增速增長；而載波通訊設備、光通訊設備、程控交換機、移動通訊機站、電工儀器儀表、大氣污染防治設備等產品都呈負增長。這表明，結構性矛盾還在加劇。很顯然，在總量高速擴張的情況下，結構調整的收效不會太大，而且這種結構的扭曲從長遠看會造成資源的浪費和長期平均增速的降低。為了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效益，保持經濟增長的持續性，需要為結構調整提供適宜的總量環境，需要在轉變增長方式、調整經濟結構、擴大國內需求上下大力氣。當然，總量是影響結構的重要因素，但並不是惟一的因素，調整結構還必須深化改革，理順經濟參數，校正經濟主體的行為。
總起來說，在確定下階段調控方向和目標時，不僅要考慮當前的增長速度，還需要考慮增長的可持續性，增長動力，增長質量、效益等。要在短期與中期、內需與外需、總量與結構之間全面權衡。
三、關于下半年宏觀調控的重點
下半年宏觀調控的重點我認為主要是把握好以下三個方面的調控力度。一是保持信貸合理增速，防止信貸的過度緊縮，同時大力調整信貸結構；二是把握房地產的調控力度，促進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三是擇機推進匯率機制的改革。這三個方面的調控不出偏差，宏觀經濟的當前穩定和中期增長就不會出現大的問題。
１、關于信貸政策
今年以來，人民幣信貸增幅連續５個月回落，由去年１２月的１４．５％下降到今年５月的１２．４％，比去年同期低約６個百分點，是２００２年下半年以來的最低點。６月份有所回升。存貸比由上年末的１．３６祙１提高到６月的１．４２祙１。在貸款總量中，短期貸款同比增長５．６％，中長期貸款同比增長１９％。銀行信貸向大客戶集中，小企業融資困難的問題凸顯。與此同時，一年期貸款的加權平均利率也呈上升之勢。人民幣信貸增速較緩，延續下去可能造成信貸的緊縮。
應該說貨幣供給的增長率大體上是適當的，問題可能主要是各類商業銀行改革密集推進，受資本充足率的約束，銀行內部風險控制明顯加強，主觀上放貸的意願變得更為審慎；客觀上，一些符合貸款條件的企業受經營狀況和宏觀走勢的影響，借貸的意願在減弱；一些需要貸款的中小企業不符合條件，這就造成了貸款增速的放緩。為了既保持經濟的平穩較快增長，又規避金融風險，一方面要保持信貸總量的合理增長，另一方面要大力調整貸款結構，適當增加流動資金貸款和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在商業銀行改革過程中，需要強調問題的兩個方面，一是控制風險，二是提高效率，兩者不可偏廢。既要提高資本充足率和降低不良資產比率，也要提高經營效率，積極拓展貸款業務。與此同時，要積極推進中小金融機構的發展、重組和改造，要在不同發展水平的地區逐步建立適合中小企業融資特點的區域性金融機構，特別是民營銀行。要積極發展企業債券市場，擴大直接融資比例，改革企業債發行審批制度，簡化程序，並逐步擴大債券利率浮動上限，直至完全放開。還要積極發展股票市場，及早穩妥地解決股市發展中的關鍵問題，為擴大直接融資創造條件，防范股市風險對經濟的衝擊。
２、關于房地產市場的調控
房地產業的發展對宏觀經濟穩定與發展具有極端重要性，可以說成也房地產，敗也房地產。近期對房地產業採取的一係列調控措施是必要的，正在收到積極成效。對于下階段的房地產市場的調控，需要把握好幾個關係。
一是抑制投機需求與保護合理需求的關係。抑制投機需求是當前的緊迫任務，而保護合理需求則是長期的任務。在落實國務院有關部委關于房地產業調控的各項措施時，要真正做到有保有壓，區別對待，擠出房地產領域的泡沫，調整房地產的供求結構，增加中低檔房的供給，防止房地產市場的劇烈波動對宏觀經濟的衝擊。
二是局部和全局的關係。房地產業的區域性、非流動性的特點決定了不同城市之間的差異。總體上看，前幾年在城市化進程中，各地都程度不同地出現房地產過熱的現象。但不同城市過熱的嚴重程度，時間起點差別比較大。總體上看，矛盾的主要焦點突出表現在長三角地區和部分省會城市。因此，在調控過程中，要抓住重點地區，解決這些地區的過熱問題。對于一般地區和城市，不可採用相同的尺度，無論從政策的制定還是政策的執行上都要防止一刀切。避免抑制合理需求。
三是房地產業的調控與其它調控的關係。房地產領域存在的問題，是宏觀經濟運行和經濟體制中一係列問題的綜合反映，不是孤立現象，需要綜合治理。比如，資本市場萎縮，投資渠道不暢的問題，匯率、利率、稅率等經濟參數扭曲的問題，超越地方實際條件，盲目推進城市化的問題等等。因此，對房地產業調控的同時，要解決資本市場、土地市場中的問題，理順經濟參數等，真正從源頭上為房地產業的健康發展創造有利的條件。
３、關于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問題
關于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問題，需要充分認識以下幾點：
第一，這個問題是關係全局的重大決策問題，是宏觀調控中最敏感、最復雜、影響最廣泛深遠的問題。僅從經濟方面考慮，也是既關係當前，也關係長遠；既關係內需，也關係外需，既影響總量，也影響結構的關鍵問題。匯率機制的改革必須從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出發，不能屈從于外部壓力。考慮到１９９４年匯率制度改革以來，我國貿易持續順差，外資流入保持在較高水平，外匯儲備急劇攀升，加上美元對歐元、日元在近年來大幅升值，使人民幣匯率面臨著升值的內在壓力。姑且不談幣值的高低，僅從匯率的剛性對經濟總量和結構調整的負面影響，調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也是一項緊迫的任務。無論從中國經濟當前穩定和長期發展看，都有必要盡快調整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以增強匯率的彈性。因此，加快推進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在當前具有必要性和緊迫性，是具有全局意義和長遠意義的改革，要堅定不移，抓住有利時機，適時推出。
第二，考慮到近幾個月來，美元相對于歐元、日元等多數貨幣走強，大體升值在５％－１０％之間；美元利率相對于人民幣利率的利差在擴大，中國經濟的增勢在減緩，這些因素的出現弱化了社會對人民幣升值的預期，有利于防止投機，是推進改革的有利時機。
第三，由于中國經濟增勢在減緩，這就增加了改革的不確定性和風險，考慮美元對主要貨幣比值的近期變化，在確定人民幣的浮動區間時需要根據新的情況和依據綜合測算，可考慮將匯率在一個較小的區間內先動起來，一方面使投機資本無利可圖，也可改善國際社會的輿論環境；另一方面也防止匯率變動對國民經濟、出口和就業的大的衝擊。爾後再根據進出口、經濟增長等指標的變動趨勢做出動態調整。
總之，下階段的宏觀調控，要圍繞經濟的當前穩定和中長期較快發展的目標，打組合拳。在一些方面可能需要松，如適度提高貸款增速，優化貸款結構；一些方面可能需要緊，如改革匯率機制；一些方面需要在結構上大做文章，如房地產調控。綜合效應可能是總量調控穩中略松，結構調控力度加大。在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的同時，積極推進各項改革，消除妨礙國民經濟健康發展的體制性、結構性障礙，為宏觀經濟的穩定和發展創造良好的體制環境。
謝伏瞻個人簡介：
1954年8月生于湖北省天門市。1980年從華中理工大學畢業，分配到人民日報社工作。1983年考入機械工業部自動化研究所，1986年研究生畢業，獲碩士學位。1991年至1992年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係訪問研究。2003年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結業。
1986年進入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預測研究部工作。曾參加世界銀行援助項目“中國產業政策研究”、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援助項目“經濟發展政策與規劃的綜合研究”、亞洲開發銀行技術援助項目“中國地區發展戰略研究”以及多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科委軟科學項目的研究。
1993年評為副研究員，同年調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部副部長。1994年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情報中心副主任。1995年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辦公廳主任，兼任學術委員會秘書長。1996年2月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成員，同年晉升研究員。1999年10月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近年來，先後主持和共同主持了《東亞金融危機跟蹤研究》、《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政策研究》、《經濟全球化與政府作用的研究》、《金融風險與金融安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研究》等重大課題研究。主要研究方向為宏觀經濟政策、公共政策、區域發展戰略和企業改革等。
分別獲得1990年度、2000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論文獎，1996年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同年，被國務院授予有特殊貢獻專家稱號。
專題：上半年國民經濟運行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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