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的淡出並不意外，而成渝在“分家”8年之後，在另外一個層面上的“合”，還有待于財稅先行的改革——

    9月中旬，國家發改委主任馬凱透露說，在即將出臺的國家“十一五”規劃中，長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區、成渝地區以及東北老工業基地將成為區域規劃的重點關照對象。

    按馬凱的表述，國家重點關照的四大經濟區中，多了成渝，少了珠三角。

    “這沒有什麼意外的，國家今後考慮的區域規劃重點是跨省之間的經濟合作，”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肖金成，向《財經時報》解釋了珠三角“意外”出局的原因，“珠三角的規劃應該由廣東省來做。”

    成渝帶動西部

    “將成渝地區列入‘十一五’規劃，是加快西部發展、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一步。歷史上成渝地區本就是一個經濟共同體，產業聯係比較緊密”，肖金成感慨，“可重慶被列為直轄市後，行政壁壘反而阻礙了成渝之間的經濟合作。”

    正如肖金成所說，重慶直轄八年，成渝這對“冤家”的明爭暗鬥就從來沒有停止過。

    1997年之前，重慶是四川省最大的納稅城市，而成都卻借省會之便，將政治資源和經濟資源紛紛向自己集中，整個四川省的金融機構幾乎全都集中在了成都。

    一時間坊間流傳著“重慶掙錢，成都花錢”和“重慶為四川打工43年”的怨言。

    這就不難理解，重慶被列為直轄市後，千方百計的想要掙脫四川的藩籬自立門戶。事實是，不到兩年的時間，重慶GDP總量就超過了成都。

    一時間，從成渝民間不斷升級的口水戰到兩地政府的資源搶奪，這對巴山蜀水的雙子城之間的對峙也愈演愈烈。

    2003年，專家學者首次提出了“西三角”(重慶、成都和宜昌及三市的腹地)經濟區的概念，並預言，它將是繼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經濟圈後，中國又一個經濟增長極。

    此概念一經提出，成渝便都盯上了“西三角”的龍頭交椅。

    同年9月，重慶市計委便出臺了“西三角”規劃，“先以重慶為中心，培育重慶主城區、成都、宜昌3個增長極，增強中心城市輻射帶動能力”，重慶市計委的官員毫不掩飾地宣稱，重慶將成為“西三角”的中心。

    而2004年1月7日，成都市發展計劃委員會發布的《上海與成都經濟發展戰略比較》中，不僅將成都與上海相提並論，更出現了這樣的字眼：“成都要當仁不讓地建設成西部金融中心……”。而泛珠聯合也將重慶排除在外。

    長期的行政割裂讓成渝這兩個無論是地理位置還是文化上都很接近的城市越走越遠。

    而這正是“十一五”規劃要改變的局面。

    珠三角淡出

    而一直被視為中國經濟區“極點”之一的珠三角漸次淡出，看似意料之外，又實在情理之中。

    是次提出的長三角、京津冀、成渝以及東北，都跨越了兩個以上的省級行政區，區域經濟與行政區劃的矛盾在過去一直相對突出。

    跨省的合作，就需要超越省級的指導和調控。在長三角、京津冀過去普遍採用的“市長聯席會議”制度，早在兩年前就開始受到質疑。

    珠三角則不同，它可以看做廣東的“省內矛盾”。

    另外一方面，作為中國最早對外開放的地區，珠三角其產業布局已經形成，區內資源、空間也已經難以提供“再布局”的可能。

    實際上，中央放手珠三角，也有“放權”之意，而珠三角內，為配合區域經濟發展進行的行政區劃改革，也早一步已經展開。

    財稅制度改革呼之欲出

    “十一五”規劃將區域規劃列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點內容。“如果不改革財稅制度，區域經濟將是一句空話，”肖金成向《財經時報》透露，“目前國務院、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正在積極研究財稅制度的改革方案。”“新方案很有可能在‘十一五’規劃中得以體現。”

    在中國，不合理的財稅制度設計是導致區域發展差異的重要原因。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財稅體制實行“財政大包幹”的承包制。吳敬璉教授的研究表明，財政承包制不僅造成區域間的“苦樂不均”、“鞭打快牛”的狀況，更強化了對市場割據的激勵，妨礙了統一市場的形成，致使區域發展差距迅速擴大。

    而從1994年開始實行的分稅制，依然保留了原包幹體制遺留下來的財力分配的不合理因素。既沒有涉及中央對地方縱向轉移支付制度，也沒有涉及地區間的橫向轉移支付制度，進一步導致了區域發展差距的擴大。

    “地方政府要靠稅收自己找飯吃，必然會阻礙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肖金成認為，要想發揮區域經濟的輻射作用，必須改革財稅制度的壁壘，“如果財稅制度不變，地方政府連一個螺絲釘都不願放過，更不要說產業轉移了。”

    現行財稅制度主要是在生產領域徵稅，肖認為，這種財稅制度必然導致地方政府的資源爭奪，“顯而易見，哪個地方工廠多，哪個地方的財政收入就高”。“而改革的方向應該是變生產領域徵稅為流通領域徵稅，哪有人消費哪就有稅收，這就改變了爭相開廠的局面。”

    與財稅制度改革相配套還應該改革現有的幹部考評機制，肖透露，目前國家也正在著手進行這項研究，“新考評機制不再單純以GDP總量和GDP增長速度為考評指標，更加強調社會指標和環境指標”。

    幹部考評機制的改變必須以財稅制度改革為前提，“否則效用不大”。財稅制度改革已經成為中國政府和廣大專家學者的共識。

    但長期以來的現金交易習慣給流通領域徵稅帶來的難度，是財稅改革遲遲難以推進的症結所在。“五年不行就再五年，一定是要改的。”肖對此堅定不移。（記者 郭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