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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要使得社會上的分配能夠比較合理，這既是社會穩定的需要，也是社會主義的實質所在。”10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神採奕奕地出現在安徽合肥，參加在這裏為期兩天的、由他親自推動的“中國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論壇”。
70歲的成思危關注的領域非常廣泛，尤其是在社會公平方面，更是傾注了大量的心血。10月11日，在接受包括《21世紀經濟報道》在內的媒體專訪時，成思危強調，僅僅依靠以效率為主的初次分配和以政府財稅為主的二次分配，並不能解決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應該大力提倡慈善事業等三次分配，鼓勵先富起來的人在自願的基礎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財富來幫助貧困地區和弱勢群體。
大力提倡“三次分配”
《21世紀》：剛剛閉幕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審議並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𡊨其最大的特點就是親近民生。“十一五”規劃的主調是建設和諧社會，縮小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您怎麼評價這一規劃？
成思危：我一直關注弱勢群體。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要使得社會上的分配能夠比較合理，這既是社會穩定的需要，也是社會主義的實質所在。
有效地縮小財富差距，關鍵在于財富的分配。我也一直提倡實行“三次分配”。初次分配一定要講效率，要讓那些有知識、善于創新並努力工作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報酬，首先富裕起來。二次分配要講公平，政府應當利用稅收等手段來幫助弱勢群體，建立全面、係統、適度、公平和有效的社會保障體係。這一體係應當覆蓋城市和農村，覆蓋養老、失業、醫療、工傷和意外事故四個方面。而三次分配則要講社會責任，先富起來的人在自願的基礎上，拿出自己的部分財富，通過慈善事業等方式，來幫助貧困地區和弱勢群體，改善他們的醫療、文化、教育和生存條件。
僅靠政府的二次分配還不能完全解決一些困難的問題，特別是一些農民工的醫療、農村孩子上大學等等問題，所以三次分配非常重要，是調節社會分配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手段。
據我了解，在一些國家，慈善事業等三次分配的總量要大概佔到GDP的3%-5%，而我們國家現在只是佔到GDP的0.1%，這說明我們需要大力提倡三次分配，大力提倡先富起來的人在自願的基礎上量力而行來支持弱勢群體，使得我們能夠實現共同富裕這樣一個目標。
《21世紀》：民建正在推動一個浩大的“思源工程”，與這有關嗎？
成思危：有關。民建推出“思源工程”的目的是積極引導會員致富思源，報效社會，服務社會，為社會公益事業獻愛心。我本人非常支持這個行動。
同時我也在思考，在農村的扶貧到底是輸血還是提高農村造血能力。以前的教育扶貧重點是放在希望小學，由于農村人口的減少，可能以後我們不再辦希望小學。我個人的建議是轉向農村的職業教育，就是讓農民有知識有文化，這樣才能徹底地脫貧致富。
民辦職業教育需要加強，最近我給溫家寶總理寫了一封信，溫總理做了很重要的批示，要求有關部門配合中華職教社做好職業教育的工作。希望大家認識到，沒有中國人民普遍素質的提高，我們是不可能實現現代化的。所以我想，推進農村的職業教育，使得農民有文化有科技，使他有真正的造血功能，而不是財政補貼。捐錢捐衣物，臨時是需要的，但是長遠來看，還是要提高農民的科技文化和教育水平。
法律監督和民主監督結合
《21世紀》：您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如何看待政府職能轉變？這也是十六屆五中全會的一個重要內容。
成思危：其實關于政府職能的轉變，溫家寶總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裏面說得很明確，就是要進一步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而且溫總理特別提到“三個不能”，比如，政府不能代表企業去招商引資，不能夠幹涉企業日常的活動，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投融資體制改革上，要減少行政許可。有一種說法，審批制的特點就是“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說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橫批是“不服不行”。所以要從審批制到核準制進一步到備案制進行轉變。
核準制就是在一定的時間內告訴你核準還是不核準。如果不核準，你有一定的理由可以提出行政復議或者是訴訟。備案就更松了，只要備案就可以準入，但是如果你違規就要嚴重處罰。
《21世紀》：今後如何進一步加強人大的監督和立法工作？
成思危：我們覺得權力必須有約束，沒有約束的權力必然會導致腐敗或者其他問題，所以現在全國人大正在制定“監督法”，就是希望通過法律的形式來對政府工作進行約束。
我國的監督有兩類：一類是法律監督，是人大依照憲法對政府進行的監督；另一類是民主監督，包括政協、民主黨派、人民群眾和新聞輿論的監督。法律監督和民主監督兩種手段一定要結合起來，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另一方面，《公務員法》已經通過，將在明年1月1日正式實施。這裏面對公務員的權利義務等有關問題做了規定。
中國的問題我覺得是這樣，一方面，很多的問題錯綜復雜，交叉著利益的衝突等等問題，所以不是很容易能夠解決的；但從長遠和宏觀上看，我們要有信心，它總是越來越好的，如果回顧過去的20多年，你可以看到我們的進步。
“非公經濟36條”貫徹不夠
《21世紀》：今年年初，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並原則通過了《國務院關于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若幹意見》，即“非公經濟36條”。我們知道，您對非公經濟的成長起著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目前實施效果如何？
成思危：“非公經濟36條”從市場準入、金融支持、政府服務、產權保護和引導監管等方面，對非公經濟的發展做出了指導。“非公經濟36條”實施以來，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根據我的調查了解，要落實“非公經濟36條”還需要做更大的努力。盡管現在非公經濟36條公布已有8個月的時間了，但它的貫徹落實情況還不盡如人意。
《21世紀》：主要存在哪些問題？
成思危：還是有一些觀念，對非公有制經濟的認識存在著偏差。我就收到過一些來信，“控告”“非公經濟36條”違憲，要人大出面去糾正。這實際還是老的一套觀念，總認為非公經濟和公有制經濟是不可調和的矛盾。
“非公經濟36條”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一視同仁、平等對待，既然對外資可以，為什麼反而要限制我們自己的內資呢？
有一些銀行貸款給國有企業賠了沒什麼了不起，如果貸給非公企業，就顧慮比較多。我們要看到，非公經濟裏面少數的人，確實存在著不依法經營、逃稅甚至是行賄等等行為。但我覺得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這種現象是不足為奇的。如果說把個別的事例代替到全局，這就不合適了。因為非公經濟的發展主流是好的。
而且，有關的政策措施還需要進一步的細化和深化，我們現在政策是有了，政策裏面提出了一些措施，如果不細化和深化的話，還是很難兌現的。（范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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