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窮人嗎？
有。
北京的窮人窮到什麼程度？
一位19歲的花季少女常常餓著肚子睡覺，她的父親為了籌集學費多次賣血。
這是新京報尋訪北京特困生行動中報道的一個案例。該報的行動，尋訪對象僅僅局限于學生，如果他們將尋訪的范圍擴大，筆者相信還會有更多更震撼人心的案例。
北京尚且如此，北京周圍的情況更差。權威調查數據顯示：在北京和天津周圍，環繞著32個貧困縣，3798個貧困村，其中有272．6萬貧困人口。這些貧困人口，每年的收入不到825元，也就是說，他們每天最多只有2．26元人民幣的收入。
這樣的情景，讓人感嘆，也讓人生出無限的同情。
對窮人懷著無限同情的人有很多。
英國哲學家羅素就說過：“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是支配我一生的單純而強烈的三種感情。”他還說：“對人類苦難的同情經常把我帶回現實世界。那些痛苦的呼喚經常在我內心深處引起回響。饑餓中的孩子，被壓迫被折磨者，給子女造成重擔的孤苦無依的老人以及全球性的孤獨、貧窮和痛苦的存在，是對人類生活理想的無視和諷刺。我常常希望能盡自己的微薄之力去減輕這不必要的痛苦，但我發現我完全失敗了，因此我自己也感到很痛苦。”
羅素的話是很有代表性的，對人類的苦難，對掙扎在生存線邊緣的窮人，很多人在同情之余，也嘗試著付諸行動，但卻無能為力。
面對貧窮，面對窮人，什麼樣的人群才能有所作為呢？
有所作為的人群中，政治家應該排在第一位；經濟學家的作用，也是無人能夠代替的。
溫家寶總理在兩會記者會上提到的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優秀的窮人經濟學家。
在舒爾茨看來，農業經濟學就是窮人的經濟學，因為世界上大多數窮人都生活在農村。舒爾茨“窮人的經濟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三方面：（1）農業是非常重要的。20世紀50年代，相當部分的經濟學家普遍重工輕農，將農業部門視為“落後部門”。舒爾茨反對這種觀點。（2）要改變對農業的歧視。與舒爾茨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和官員認為，農村落後的根源在于農民沒有經濟頭腦，缺乏管理知識。舒爾茨認為農民並不愚昧。農村之所以仍然落後，是因為有些發展中國家對農業重視程度不夠。要改變農村落後狀況，必須改變對農業的歧視。（3）強調人力資本在農業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根據舒爾茨的研究，在美國半個多世紀的經濟增長中，物質資源投資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資本投資增加3．5倍，收益卻增加了17．5倍。舒爾茨是第一個係統分析教育投資如何影響農業生產率以及經濟發展的學者。他認為，學校教育在人力資本投資中至關重要，通過發展學校教育，提高農民的知識水平，可以大大降低推廣農業技術的成本，提升農業生產率，也更利于把傳統農業改造為現代化的農業。
舒爾茨的理論和觀點，在今天的中國，仍然具有很強的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
正如上文所述，在消除貧困的過程中，政治家、政府和政府官員的作用應該排在第一位。但是，政府官員並不是萬能的，他的眼光有時也會有偏差。舉一個典型的例子，某個城市的媒體代表老百姓高聲疾呼房價太高了，而該市的官員卻說房價不高。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反差，就是因為官員們將該市的房價與其他城市比，沒有和老百姓的收入比。
經濟學家就應該在這個時候站出來，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分析這個城市的房價高低，對于長遠經濟發展的關係，對消除貧困的關係。
但是很遺憾，站出來的不是經濟學家，而是網民和義憤填膺的媒體。網民和媒體不是經濟學家，他們只會發泄自己的憤怒，不但于事無補，還升高了雙方的對立情緒。
僅有同情是不夠的，僅有憤怒更是不夠的，中國真的需要窮人經濟學家。
下一次，筆者將嘗試著分析如何才能產生中國的窮人經濟學家，產生中國的舒爾茨。（王義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