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簡單的藥就這麼難找！”湖南省長沙市的程雪華女士拿著手中的單子，一臉無奈。她的單子上，記錄的是一些諸如紅霉素、阿司匹林等常備藥。
今年40多歲的程雪華自稱是那種“老淘藥”的人。以前每次聽到藥品降價的消息，她都會到藥店把家裏所需的藥品買回來，“可是，需要的藥，很快就消失了。”
阿莫西林是程女士很看好的一種藥，降價幅度達80％，當她來到藥店時，售貨員告訴她，這種藥已經下架，並且“已經斷貨”了。
降價有時候也給她帶來欣喜。比如，“葡萄糖酸鈣口服液”以前通常是每盒19元,降價後則是每盒4元。可是，調價後，她卻發現這種藥只有最後兩盒了。
更讓她心煩的是，現在一種藥有好幾個名，這讓她摸不清到底哪個才是降價藥。
記者一周內走訪的數家藥店和醫院中，發現類似程女士的遭遇遠不止一個。
長沙市21中的熊老師稱，像他這類50歲左右的人往往經常關注藥店的信息。但很多次趕往藥品超市買降價藥都是“白搭”。
消失的藥與走俏的專櫃
一降再降的藥價，似乎並沒有讓廣大消費者感受到其中的好處。
“你現在還見過0．81元一支的青霉素嗎？這都是上個世紀的人打屁股針時的記憶。現在早沒有蹤影了，而用復達欣等好藥，價格要貴90倍。”在湖南省衡陽市某大藥房坐堂的劉平醫生斷言，消失的老藥市場巨大。
與此對應的是，不少藥品超市紛紛開展“廉價經典老藥專區”或者“專櫃”的業務。杭州等地的老百姓大藥房、天天好大藥房打出了“讓經典老藥回家”的旗號，在藥品賣場設立“專區”，以低廉的價格出售300種~500種療效不錯的低價老藥。
記者在位于長沙市湘雅路的老百姓大藥房門店內看到，老藥專櫃上陳列的藥品價格大多數在兩元左右，1元以下的藥佔了近20％。這些老藥包括抗感冒類、胃腸道用藥等十幾種類別，其中不乏一些消費者耳熟能詳的質優價廉的老牌藥品。如0．3元一袋的清熱去火的牛黃解毒片，0．6元一包的用于胃腸道消化的幹酵母片等。
湖南老百姓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企劃部部長曾小雲告訴記者，這些老藥其實都是一些療效有保證的“經典”藥品，只是因為很多廠家為謀求利潤更換劑型和包裝，市面上才很難見到它們的蹤影了。
“在我們藥店，賣這些藥不掙錢。撲熱息痛20片才0.6元、氯霉素眼藥水兩角錢、去痛片0．4元，幾乎沒有利潤。但因為有不少顧客尤其是老年人喜歡買這些藥，所以我們才開設了‘廉價經典老藥專區’。”老百姓大藥房全國管理機構總裁助理鄺躍喜說。
鄺躍喜透露，在他們進行的“百姓缺藥調查”中發現，老百姓需要的都是些“老藥品”，如阿莫西林、酵母片等，其中大多為政府宣布降價的藥品或者價錢便宜、療效明顯的藥品，然而到市場採購卻發現，70％的老藥特別是降價藥早已沒有了貨源。在2007年春節前的第21次降價後不久，該藥房門店僅一天時間，上櫃的120多種老藥就有41種出現斷貨。
“發改委降價22次，招標採購實行多年，為什麼老百姓感覺實惠並不多？”這是針對很多百姓的這一疑惑，北京市政協委員李英對此分析後認為，一味追求低價會給藥品質量帶來隱患。
她的觀點是成本論，“由于藥品輪番降價，企業從自身利益出發，對一些價格低、療效好的藥品放棄了生產。如果一定要生產低價藥，企業利潤非常低，甚至沒有利潤，即便中標，也會很快流標。”
兩層盤剝
然而，一些藥廠和藥房的負責人卻認為，造成發改委降價幾十次而百姓難得實惠的原因遠非那麼簡單。
湖南一知名藥廠的總經理舒國臻（化名）直言，其中的關鍵在于藥品特殊的流通體制。
這位負責人說，造成“藥品降價死”現象的原因，主要在醫院和醫藥公司。由于醫療健康的特殊性，一般的人很少敢自己開方下藥，這造成了國內近90％的藥品開支都來源于醫院的處方藥，百姓自主購買藥品的只有10％。
但藥品僅在醫院這一環節就有兩重升值的機會。一是大多數藥品在醫院流通須支付集體回扣環節，有的臨床用藥，在一些醫院至少要經過10道回扣盤剝，從院長、主任、到醫生，就連一些職能部門的人員也在所難免，大家的灰色收入需要靠此維係，因此“開單提成”大多以不同形式貫穿其中。
而同時，按照國家規定，醫院方面可以在任何進醫院的藥品“順價上加15％”。這是醫院的計劃經濟體制決定的，醫院是按照15％銷售總額來提成的，但實際的加價過程中還不只如此。
舒國臻透露，這是通常的情況，但醫生還有另外的法子。有的醫生不從醫院裏分，而是從外面拿。比如一些醫院的醫生告訴患者，可以開什麼樣的藥，但如果想要好得快些，可以到某處買藥。因為患者病時只聽醫生的，其結果往往是完成了這種藥商和醫生直接的勾連行徑。此外，國內藥品一藥多名的狀況，也為尋租提供了機會。
這樣一來，國家對某些藥品的降價對整個已經形成的利益鏈條就會有著巨大的衝擊。一方面，進醫院的藥按照定價順價加15％，需要進來的藥品基價比較高才行。如果一種藥從15元降到5元，則醫院的直接損失就會有1．5元。“多數藥都是在醫院裏面拼回扣和關係，就是少給幾角錢都結果會不一樣！”
幹了10多年醫藥代表的張女士給記者算了一筆賬，某種抗生素1支賣50元時，“公關費”可達到20元左右。後來降價降到27元左右，其“公關費”約10元，也算勉強可以支撐。但現在降到20元以下，“公關費”都不到5元，根本填不飽醫院各個環節的胃口。所以醫院也就不會進這種藥了，醫生自然也不會開了，降價藥不死才怪呢。
老百姓大藥房的鄺躍喜認為，在藥品的銷售中，大藥房與醫院在角色上往往會發生矛盾。一般而言，藥店有賣的藥，醫院通常不賣。經常有媒體報道有人在大醫院旁邊買的藥價格與醫院開的相差幾十倍。在被患者或媒體、管理部門發現後，醫院怕惹麻煩，就會把這個藥停掉。
另一方面，藥廠的藥品價格下降後，基本難以支付在流通環節的層層回扣費用。降價也讓醫藥經銷商望而卻步，因為市場空間變小了。
“我們也是有苦難言。”一位藥廠負責人說，現在不論中藥還是西藥，都面臨著原材料漲價的因素，企業讓利給經銷商的空間少，其銷量就會大跌，銷售量下降直接引發的就是藥品的單位成本上升，使其利潤減少甚至出現虧損，退出市場也就不可避免。
“比如某藥廠的亮菌甲素，只有幾元一支，沒什麼空間。國家定價後，應對只有內部挖潛力，這樣部門利益就會凸顯，有少數人就會走邪道。小廠就可能在降成本的名義下降低質量。”長沙一藥廠黨委書記唐笙力（化名）稱，在國家近些年來推行GMP改造後，關係百姓安全的重大藥品事件接連發生，“成本因素”不可小視。
再生之路與失效的監管
事實上，博弈的另一方藥廠也有變通的方法——新瓶裝舊酒。
唐笙力介紹，許多藥廠對一類藥品都申報了多個名字，這是應對的重要手段。一些藥品降價後，消失的藥都會爭取以新的名字出現，由藥廠重新包裝成一種新藥，但價格要貴好幾倍。
他指出，現存的“一藥多名”制實際上造成了市場的巨大混亂。從1998年開始，國家批準了數萬種新藥，這遠遠超過了真實的研發能力。
以美國為例，每年批準的新藥不會超過幾十種，僅為我國的百分之一。美國政府規定：凡是化學成分不變的，藥品不能變新上市。但在國內，化學成分不變而名稱換來換去的難以計數。
唐笙力說：“一種新藥的申報資料至少要1米多高，審批人員不可能在一年內看完這麼多資料，目前所謂的‘新藥’，並不是新研發的藥，而是老藥換了新包裝。”一種新藥上市後，因為號稱“投入了上千萬元”的資金，價格上漲也究成了必然。而且，在一定時期內還不會降價。
但是，由于監管不到位，新藥的大批量出現，在為企業和醫院帶來利益的同時，也出現了為拼湊新藥，把從藥學上不能組合的成分合成新藥的現象。
唐笙力進而提出，國家宣布藥品降價時，也存在疑問。比如，在多次降價時都制訂了“優質優價”藥品的名單，這些“優質優價”藥品在政府招標時是單獨議價的，而我國法律上關于藥品的只有合格和不合格兩種，對于中西藥而言，“優質優價”的具體標準是什麼？又該由那些部門制定？
他告訴記者，一種新藥必須充分考慮市場化。國家現在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國家定價可以有操作空間。每當國家降價時，很多藥廠老總開始帶隊“攻關”，有的光公關費就達上百萬元。“這還不一定管用，還要看實際操作的能力。”
“這就造成降一個死一個，造成很多臨床時間長、療效確切，價格比較低的藥品在國內無市場。”
舒國臻則向記者表示，對藥廠來說，其實希望流通領域規范，而非一邊市場一邊計劃的“雙軌制”。而應該是讓市場自然淘汰企業，不是讓政府幹預市場。
比如，醫藥公司在將藥品批發給醫院時，通常會給醫院讓15％左右的利，這是“透明”部分，即國家允許的部分。但醫院從醫藥公司那裏還有相當一部分“看不見的”用于市場促銷的費用，比例大約在10％左右。這個“看不見”的部分，是不出具發票的。另外，醫院某些項目或學術活動讚助費等，也多由藥廠、醫藥公司來承擔。
他分析，當前我國有6000多家藥品生產企業，在生產領域已處于一種完全的市場競爭狀態；但在消費環節，85％的藥品仍然被醫療機構所掌控，醫療單位既是買方市場的支配主體，又是賣方市場的支配主體，其壟斷經營的結果是使充分市場競爭所帶來的好處，留給百姓的只有一點點。
在舒國臻看來，行政降價不是解決藥價虛高的根本辦法，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盡快啟動醫藥分家，探索治本之策，從根本上真正解決矛盾。
照片：由于單價低、利潤少，近年來被列入降價目錄的大量老藥逐漸從醫院、藥房的貨架上消失。近日，湖南老百姓大藥房聯係了多家老藥生產廠家，在店內特別設立“老藥專區”，將逐漸消失的120多種老藥重新請進藥店，受到工薪消費者的歡迎。（傅天明 洪克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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