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圖片來源：新京報）
經濟學家華生（資料圖片）
這幾天，中國資本市場圍繞著4000點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拉鋸戰”，證監會部署了投資者風險教育活動，同時加大了對內幕交易的打擊力度。在市場上，投資者一方面期盼著市場能夠進一步上升；另一方面又擔心著“最後一棒”落到自己手裏，這種焦灼的心態對每一個人都是考驗。
就在一片躁動的環境裏，傳來一條喜訊，著名作家鐵凝和資本市場上著名的理論家華生先生喜結良緣了。這條消息的出現，無異于給火熱的股市增加了一份喜氣。現在，鐵凝成了我們資本市場的“家裏人”啦！我們衷心祝福正在蜜月裏的鐵凝和華生能夠永遠幸福、快樂！
鐵凝是目前最優秀的中國作家之一，自1980年代步上文壇以後，她以一係列膾炙人口的小說在讀者中贏得了聲譽，並在去年被推舉到中國作家協會主席的重要崗位。鐵凝的作品一向以大膽觸及現實生活而聞名，現在，她與中國資本市場上的著名理論家組成家庭後，資本市場上的風雲變幻也將進入她的生活領域。因此，我們期待著鐵凝能夠在未來用她的生花妙筆寫出優秀的股市題材作品。
最近一年多來，隨著股權分置改革的順利推進，中國資本市場出現了波瀾壯闊的發展態勢，並迅速成為全社會的重要話題。但是，與火熱的股市相比較，中國的文學界對目前資本市場發生的深刻變革卻顯得有點隔膜，有點脫節，有點冷清。出現這種狀況，原因比較復雜，一方面固然是作家對股市的生活不夠熟悉；另一方面也與目前文壇上流行的玩“小我”的風氣有關。但是，文學如果長期脫離社會熱點，背離人民大眾的期盼，勢必會被文學最終的消費者，亦即人民大眾所冷待，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一條規律。
當然，在中國資本市場建立以後，也出現過一些以股市為題材的作品，它們的作者有證券界的業余寫作者，也有參與到股市中進行過股票買賣的作家。但是，前者的作品往往缺少文學元素，引不起讀者的興趣，後者的作品雖然有一定的可讀性，卻由于對股市內幕的了解不夠而失之膚淺。還有一些作品，過于強調股市的風險，成了圖解政策的讀物，得不到讀者的認可，只能成為過眼煙雲。作為書寫時代的文學，目前看來還只是站在股市的邊緣，這與時代的要求是有距離的。
與社會生活中的其他領域相比，股票市場的一個鮮明特色是，每一個參與者的人性會在其中得到較為徹底的暴露，這給以“人學”著稱的文學提供了廣闊的用武之地。股票市場的風雲變幻對國家經濟的影響，對社會生態的改造，對參與者內心世界引起的衝擊，都是值得作家開拓的“富礦”。今天的中國，正處在高速度的發展之中，社會形態也在發生著急劇的變化，股票市場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在未來將愈益突出。一個優秀的作家有能力站在時代的前沿，記錄下社會的這種多姿多彩，向讀者提供豐富的文學形象。
因此，鐵凝，在你成為我們資本市場的“家裏人”的時候，我們把期待的目光投射到你的身上，期待著你能早日寫出優秀的股市題材作品。回顧你的創作生涯，資本市場對你來說也許還是一個陌生的領域，但我們相信，有華生先生的配合，你們取長補短，相得益彰，一定不會辜負我們這個時代的期望。（周俊生）
《南方周末》專訪：華生:她的大氣和女人味，對我更重要
鐵凝一直喜歡肯尼迪就職時的演講：“對于那些住在布滿半個地球的茅舍和鄉村中、力求打破普遍貧困的桎梏的人們，我們保證盡最大努力助其自救，不管需要多長時間。這並非因為我們要求他們的選票，而是由于那樣做是正確的。”
其時，鐵凝的寫作更多聚焦在冀中的鄉村，那些生活在平原之上、生息在茅屋之下的鄉人。
華生早年因家庭的政治問題隨父母離開南京，去蘇北鄉鎮。1967年初中畢業後，年僅15歲就下鄉插隊。1978年，在華生考取南京工學院政治經濟學專業之前，馬恩列斯著作以及西方的哲學都在鄉間溫習過了。列寧全集四十卷就是在蘇北鄉間的田埂上研讀的。
1982年華生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事業走入坦途，參與了經濟改革的大潮。後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任微觀經濟研究室主任，同時參加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
1987年1月赴英國牛津大學學習，1991年至1995年應聘在英國劍橋大學研究任教。
2000年以後，華生出任燕京華僑大學校長，並成為中國證券市場具有影響力的研究者。
南方周末：華生先生怎麼看鐵凝？和鐵凝談戀愛的時候，作協主席這個職責是不是一種障礙？
華生：我跟鐵凝確實是有很多奇妙的共同點，包括價值觀，甚至對文學的喜好，生活習慣，晚上都喝粥，都喜歡走路……諸如此類。這些就很奇怪，沒有它也沒關係，但是正好我們就都有。她特別討厭抽煙，我也不抽煙，我除了在農村抽過兩根以外。她的職業是寫作，我最喜歡、最享受的事是閱讀，這也算是個互補吧。
鐵凝作為作協主席，我沒有感到什麼障礙，正像朋友們評論的，鐵凝的大氣和女人味，這些對我更重要。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她也算是身居高位，但是絲毫沒有什麼淩人之氣，肯定也是吸引我的地方。
南方周末：人處于高位，不可接近，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外一個方面，身居要職的人，往往會把自己擱到那個位置上面去，人的很多自然屬性，比如性情就會被犧牲掉。
華生：外部環境有的時候把人推到一個位置，關鍵是你怎樣駕馭。從婚姻、家庭、愛情的角度來說，把事業和生活分開非常重要，因為歸根結底，你是要組成家庭，不是組成一個機構。對相愛的人來說，最根本的就是心靈相通，價值觀和生活態度契合，這是幸福的前提。
南方周末：1980年代你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工作，同時參與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那時也是中國社會改革開放初興的時候，當時的情景是怎樣的？
華生：第一次真正卷入經濟改革的大潮是1984年9月去浙江莫幹山，參加第一次全國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理論研討會，那時在會上徹夜地辯論。在價格改革方面，我跟四個研究生同伴提出搞價格雙軌制改革，那時候是血氣方剛，理想色彩特別濃。我從小就喜歡聞汽油味，但是在莫幹山上連日的開會，不睡覺討論，下莫幹山去杭州向領導匯報時，第一次暈了車，好一陣子幾乎失去知覺。那時我是作為價格組的代表，參加向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的張勁夫同志匯報，所以印象特別深刻。莫幹山會議結束不久，就是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就是小平同志說，這次會議文件寫出了老祖宗沒有說出的新東西的那次。在那次全會上，中共中央作了一個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然後是國慶節，小平在天安門廣場上，坐敞篷車閱兵，那是改革的鼎盛時期。那時候我們經常被邀參加國務院的會議，到各地組織改革試點。胡繩同志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我曾陪他出訪東歐，一路上給我講他當年在毛主席身邊的故事，真是學了很多東西。
南方周末：你似乎在1990年代的出國潮之前就去了英國？
華生：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期在英國，那是典型的留學生活。先在牛津讀書，後來在劍橋工作。我是在讀研究生以後一路順風，之前沒有一件事情是順的，連讀大學也是因為家庭政治問題影響被補錄進去的。僑居英國時，經常會應邀參加一些國際政治經濟的交流活動。記得曾經參加在美國加利福尼亞的一個十多天的國際研習班，在那裏遇見臺灣的一些政治文化精英，比如馬英九、許倬雲、沈君山。馬英九當過蔣經國的政治秘書，是國民黨的少壯派。大家在一起探討國際局勢，研究中國的未來，那時還有臺灣民進黨的政治人物，民進黨還沒上臺。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市場經濟大潮開始興起，很多海外留學人員回國辦企業，把國外的先進技術、信息帶回國內。我也投入了商潮。當時是在中國駐英使館教育處，參與幫助吸引海外的人回國，我們搞了一個留學生企業，叫牛津劍橋國際高科有限公司。總部開始在牛津，我當時是董事長，總裁是一個自然科學家。那時候大家的想法就是，發揮留學人員的智慧、科技、信息優勢，參與祖國經濟建設的大潮，應該說事業雖有波折，總體做得很成功。但是到了最近這些年，我們的興趣都轉回去了，我又重新回去做經濟理論研究，我們當初的總裁轉得更早，更徹底，他現在是中科院院士、南開大學校長。
南方周末：為什麼關注中國的證券市場？從商務轉向研究，你又回到一個學者的位置了嗎？
華生：從1997年開始，我開始研究國內股市問題。研究中國股市存在什麼缺陷，提出股改的問題。因為我在英國的時候，撒切爾政府搞私有化，國有企業股票上市，留學生也都可以買股票，也都分配到股票，按人均分配，所以我對倫敦的金融市場有所了解。但是回國以後對中國股市看不懂了，看不懂以後就有了好奇心，就這樣開始研究中國股市的制度問題，看中國股市跟國外股市構造存在什麼差異，研究的結果是發現它存在制度上的缺陷，這就是所謂的股權分置的問題。1998年2月，我在《經濟研究》刊物發表論文，提出A股含權和股改的問題，就這樣一步一步地走向證券市場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