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長巴曙松研究員指出，從緊的貨幣政策不能僅僅理解為對衝。貨幣的大幅度對衝以及信貸控制，只能是權宜之計。政策操作的重點，應當是迅速推動結構改革、促進結構調整，從而放棄對于大規模、持續性對衝的依賴。

    他說，從近年來一直強調的穩健的貨幣政策，轉向從緊的貨幣政策，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基調的轉變。但是，與這個政策的宣示相比較更為重要的，實際上是究竟會採取什麼樣的政策組合來實施這種從緊的貨幣政策。其中既可能有總量的政策工具，例如貨幣供應量的控制，信貸的控制等；也包括市場價格信號的調整，例如利率、匯率的調整等。從總體上，應當主要依靠市場工具來調整，負面影響更小一些。

    同時，這種從緊也不能僅僅理解為對衝。目前整個經濟金融體係開始過分依賴對衝，使得貨幣政策產生了對于對衝操作的依賴，但是這種持續大規模的對衝可能延緩了經濟結構調整的緊迫性，不能過分依賴對衝來進行貨幣緊縮。

    與中國等被視為“金磚四國”的印度，近年來宏觀政策方面面臨與中國類似的挑戰。巴曙松指出，印度的貨幣政策調控有值得參考和借鑒的地方。在與中國類似的貨幣政策環境下，2007年1月底，印度的通脹加速上升至6.7%，其推動因素也主要是食品價格的上漲，在綜合判斷各種因素之後，印度央行的反應是將銀行的現金準備金率上調 100個基點，將政策利率上調50個基點，並允許盧比在一周時間內升值近9%。此外，印度政府還削減了部分進口產品的關稅和稅率。採取這些政策舉措後，印度的總體通脹在近幾周逐漸下降到4%以下。

    中國人民銀行第三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強調：“僅僅依靠對衝銀行體係過多流動性以及加強信貸調控等並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流動性不斷生成和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只能為經濟增長創造平穩的貨幣金融環境，並以此為結構調整和加快改革贏取時間。”從政策基調看，貨幣的大幅度對衝以及信貸控制，不可能解決結構問題，因此只能是權宜之計，政策操作的重點，應當是迅速推動結構改革、促進結構調整，從而放棄對于大規模、持續性的對衝的依賴。

    巴曙松稱，任何宏觀政策的操作，都必然有政策成本與收益。如果說中國的經濟結構調整需要時間、推進改革需要時間，通過大規模的對衝為這種改革贏得時間，是這種貨幣對衝的收益的話，那麼，這種對衝也產生了許多成本，主要包括：外匯儲備的大幅持續上升、對衝壓力不斷加大、央行的政策主動性降低而且可能面臨不斷提高的對衝成本、商業銀行體係因為準備金比率的提高和央行票據的發行、信貸的控制等承擔了較大的調控成本、較小幅度的匯率波動凸顯了升值的壓力、持續上升的貿易順差加大了貿易摩擦的可能性。

    巴曙松指出，從目前的整個政策操作看，因為結構調整和改革涉及到許多不同的領域，不是貨幣政策領域或者金融領域所可以完全推動的，央行的對衝操作和信貸控制，成為貨幣政策越來越依賴的重要政策工具。一個原本只能用于短期操作的、用于為結構調整和體制改革贏得時間的政策工具，因為結構調整的進展有限、因為總體改革推進的力度有限，反而成為宏觀調控日益依賴的政策工具。擺脫這種對于貨幣對衝的過分依賴，加快結構調整和改革，應當成為當前防范通脹、防范經濟過熱的重要政策導向。（記者 郭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