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薪階層就靠工資過日子，如果這塊‘縮水’，看病也好，買房也好，都成問題。”出席兩會的不少代表委員站在工薪階層樸素的生活立場，解讀“職工收入應該隨著什麼因素上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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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過CPI，跟上GDP
“你可以跑不過劉翔，但一定要跑過CPI”———網民的一句玩笑成了滿大街的流行語。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這一經濟學術語迅速普及到千家萬戶。
“物價漲了，工資也得漲吧？”這是不少代表委員，尤其是來自基層的工人代表在說起物價上漲的話題時，總不忘強調的一句話。
工資上漲至少要跟上物價漲幅，經濟學的道理再簡單不過———工資的意義在于保障生活水平，應當通過工資增長將物價上漲的指數彌補回來，保障勞動者的實際工資不下降，生活水平不降低。
有評論認為，如果勞動者的工資率（單位時間的工資報酬）低到僅能換取生產費用，而無法承受勞動力再生產的教育費用、醫療費用時，這種收入分配結構很難說是合理的。
除了反映物價變動，工資增長也應與GDP增長同步。專家介紹，一般勞動者的報酬總額佔GDP的比重越高，其工資收入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所得份額便越大。而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到個人的直接體現就是工資。
溫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涉及居民收入的內容中，有這樣一句話：“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代表說，“這意味著廣大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長將會提速。”
利潤、貢獻、股權，一個都不能少
全國人大代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總工會黨組書記、副主席李志敏認為，職工工資應該與企業利潤同步增長。政府要用強制性、源頭性的辦法，比如立法的形式，建立工資的正常增長機制，讓職工的收入隨著企業的發展而提高。
來自新疆的全國人大代表艾尼瓦爾·伊明說，這一塊，國企做得好，部分非公企業做得較差，要規范、引導。
不少代表委員強調，勞動者的收入多少要看其對企業的貢獻大小。全國人大代表、河北唐山三友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麼志義介紹，三友集團的高級技工都有特殊津貼，因為他們都是企業的“寶”。“技術工人對企業的價值非同一般，他們的收入高，大家都很認同。”來自企業一線的程軍榮代表說。
說到貢獻，來自企業一線的全國人大代表、江蘇泗絹集團有限公司後紡車間操作員陶海霞提了個建議，應加大工齡工資分量，“員工在企業幹了二三十年，要穩定人心，就應該讓工人的收入在工齡工資上體現出來。”
據悉，在不少國家，勞動者的年功工資增長成為工資增長的一個常態要素。雖然沒聽說過“年功工資”的說法，但陶海霞代表認為，隨著勞動者在用人單位工作年限的增加，勞動技能更加熟練，工作能力明顯提高，對用人單位的貢獻也隨之增大。“強調工齡的實質，還是強調工人對企業的貢獻。”
此外，也有代表委員注意到，股權分配正在成為勞動者收入的一個新來源，盡管比例還很小。但部分企業在股權認購分配上過于向管理層傾斜、很多職工沒有股權認購資格的現象，引起了劉玉明委員的憂心。
漲工資，政府的邊界何在？
當被問及如何讓勞動者的錢包鼓起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人口所所長蔡昉說，這個事要當心，政府不能直接幹預企業工人工資的增長，不能指揮企業何時增長工資以及增長多少。要按市場規律辦事。政府要做的事不是沒有，比如制定最低工資標準，不能讓一些企業惡意壓低工人工資等。
對這一點，接受採訪的代表委員的意見高度一致。
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廳長陳震寧認為，政府無權幹預企業工資的制定。從我國工資增長的機制上看，企業擁有工資分配自主權，有權根據本單位的生產經營特點、經濟效益和不同勞動崗位的勞動力市場價格，依法自主確定職工工資水平。政府不能像計劃經濟體制那樣直接確定職工工資水平和增長幅度，而主要通過法律、經濟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進行規范、引導、調節和監督。如果企業給勞動者的工資違反了當地最低工資標準，那麼執法部門可以依法監察處理。（記者劉文寧 郭強 賀少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