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與國互動日益密切，但矛盾和分歧依然突出的外部環境，既給我們帶來了難得機遇，也向我們提出了嚴峻挑戰——
面對“國際戰略競爭更趨激烈”的全球形勢，中央近來強調要始終掌握我國發展的主動權，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航船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乘風破浪、揚帆前進。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就明確道，必須充分做好應對國際環境變化的各種準備，提高防范風險的能力。
接受《瞭望》新聞周刊採訪的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戰略研究中心主任高祖貴認為，在中國的和平發展向新高度躍升的關鍵階段，2008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國際戰略環境的復雜多變顯得更為突出。
各種力量深刻調整組合
過去的一年，國際力量對比繼續發生深刻變化，推動著新一輪大國關係的調整。
高祖貴告訴記者，伴隨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等新興經濟體在全球化進程中的加速崛起，主要發達國家的國際競爭優勢有所削弱，其在實際經濟格局中的影響力相對下降。據測算，2007年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為7.8%，而美國、歐盟和日本則分別為2.2%、2.6%和1.5%，今年的情況還會更差。以“金磚四國”（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已經成為世界經濟增長重要的拉動力量。
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中，主要發達國家內部的經濟問題更顯突出。美國的巨額財政和貿易雙赤字難有明顯改善，美元不斷貶值，次貸危機影響蔓延，經濟增長下滑。發達國家內部貧富差距不斷拉大，階層、族群矛盾進一步加深，對外來移民的負面情緒有所凸顯。主要發達國家參與全球化的意願有所下降，內外政策調整也進一步加快。
美國力圖超越反恐和伊拉克戰爭，加強其他戰略部署，包括對多邊機制借助增多。用“大中亞”計劃整合中亞和南亞，繼續推動北約向亞太延伸，促進美、澳、日、印的安全合作，積極謀建“亞洲新秩序”；宣布建立非洲司令部，相繼啟動3個大型援非基金項目等。
歐盟以《裏斯本條約》為起點重振活力，強化統一外交和安全政策，在政治整合上邁開決定性步伐。歐洲各國在對外事務中的協調性繼續增強，共同應對全球化競爭的趨向更加突出。
俄羅斯力圖依靠能源優勢和軍事實力重振大國威望。對外戰略凸顯強勢，強化對“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歐亞經濟共同體”和“獨聯體”的主導，積極推進與上海合作組織及裏海國家的合作。
日本加速“脫戰後體制”，以強大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為後盾向政治大國邁進，積極運籌其主導的東亞新秩序，並在美國和亞太之外謀建歐洲這個第三個戰略支點。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中，“民主國家”定位有所顯現，強調以共同價值觀推進日歐協作、日美同盟，把意識形態合作列為日印兩國“全球戰略夥伴”關係的重要內容，加緊提升美日澳印等所謂“民主國家間的合作”。
另外，高祖貴指出，主要發達國家加強彼此合作以維護其在全球化進程中的主導地位的態勢也更加明顯。
歐美簽訂《跨大西洋經濟一體化計劃》，在四十多個領域深入推進大西洋兩岸的一體化以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並強調要對所謂的第三方採取共同政策，並在世貿組織等國際機制中加強合作。
中國的國際戰略環境，除了大國關係的因素外，周邊地區形勢與相關國家的戰略選擇所構成的國際互動也是一個重要方面。過去的一年，朝鮮半島形勢明顯趨向緩和，東盟一體化建設邁上新臺階，南亞區域合作步伐加快，上海合作組織發展成就顯著，中國周邊地區形勢保持了總體穩定。
太空競爭搶佔制天權
近年來局部衝突和戰爭此起彼伏，熱點問題依然不少，當前國際安全形勢趨于嚴峻。高祖貴認為，一方面，國際軍事競爭向縱深與高端演進，戰略要地爭奪向新領域擴展；另一方面，新型安全挑戰日益突出。
美國、日本、俄羅斯和印度都在不斷增加軍費，研發高精尖武器係統。
一些大國為謀求戰略優勢而加快推進太空開發計劃，特別是加緊實施太空戰略，搶佔新的戰略要地。美國2月22日成功發射導彈擊毀衛星，增加了人們對此舉可能給全球帶來新一輪軍備競賽的擔憂。
美國正在大力推進太空軍事化戰略，國會2007年撥款185億美元，以確保其太空優勢，布什要求國會撥款1000萬美元用于首批太空攔截導彈研究。
日本防衛廳升格為省後，執政聯盟向國會提交旨在允許軍事利用太空的《太空基本法》草案，並發射首個探月衛星“月亮女神”，準備成立太空戰略司令部，力爭亞洲太空大國地位。
印度成功發射包括一個返回式太空艙在內的“一箭四星”，並在抓緊準備2008年發射繞月探測器，計劃在2012∼2013年發射飛往火星的無人探測器，2014年實現載人航天。
俄羅斯推出太空復興計劃，反衛星武器成為重點發展的領域。高祖貴指出，這些競爭進一步刺激了外層空間的軍事化趨勢。
而在新型安全挑戰方面，首要議題就是氣候變化。八國集團、APEC和東亞峰會等的高調關注，以及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圍繞“後京都議定書時期”有關政策舉行的談判，都進一步推高了氣候變化的挑戰性。
據統計，2007年全球發生恐怖活動5000多起，死亡人數過萬，經濟損失高達200多億美元，“基地”組織仍在六十多個國家開展活動，反恐長期化和常態化趨勢更加明顯。
中國發展承受戰略壓力
一些國際涉華重大焦點問題，也急劇凸顯。
高祖貴分析認為，一個是美國國防部《2007年度中國軍力報告》繼續強調“中國軍事威脅”，美國司法部等六部門提出重點防范中國的防擴散“出口執法倡議”。
歐盟仍堅持對華武器禁運。某些西方媒體又在炒作“中國技術情報威脅”、中國“駭客”和“網軍”等問題，試圖將“中國軍事威脅論”進一步發展，其中所謂“透明度”問題成為焦點。
再一個是針對以中國出口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為主要內容的“中國產品威脅論”迅速蔓延，成為對中國最具“殺傷力”的新版“中國威脅論”。
中國對美國出口的產品中，99%是安全的，符合標準的。但在某些西方輿論不斷抹黑後，“有問題產品”的范圍被迅速擴大，中國產品的信譽遭到嚴重破壞，致使一些國家對中國產品採取超出常規的限制。
還有，西方發達國家不顧中國的發展階段和已作出的努力，在多邊和雙邊關係中，對華大打“環境牌”，甚至與北京奧運、發展模式、國際責任等問題挂鉤，持續不斷地對中國施加巨大政治壓力。
受訪專家指出，各國圍繞國際市場、科學技術、能源資源等的全方位爭奪更趨激烈，也是導致涉華問題增多的緣由。
從戰略和全局高度面對挑戰
中國現代關係研究院研究員林利民認為，美國霸權不以直接統治世界為目標，而是要通過建立國際經濟體係來剝削世界。美國有獨霸企圖，但力不從心，它也要謀求合作，包括與中國的合作。
近幾年來，由于中國與美歐之間的貿易順差繼續擴大，美歐之間為了應對來自中國的經濟乃至發展模式等方面的挑戰，重新以西方民主價值觀為樞紐強化協調，中國與美歐之間的政治經濟摩擦明顯上升。美歐在人民幣升值、貿易逆差、產品安全、氣候變化、對非洲援助、民主、人權、宗教自由等問題上聯合加大了對華施壓力度。
高祖貴對本刊記者分析道，中國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看待這些問題，在承認分歧的前提下，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低調處理政治分歧，通過與美歐之間的多種對話機制，增進相互理解和戰略互信。
對美國，通過保持首腦溝通渠道的暢通，把戰略對話的重點確定在政治、安全領域。通過戰略經濟對話來探討經濟、能源、環保等問題的解決方法，通過軍事熱線增進安全互信，推動美方加大對“臺獨”的壓力。
對歐洲，以啟動《中歐夥伴關係與合作協定》談判為契機，通過第三輪戰略對話和第十次中歐領導人會晤，在密集的“交鋒”中維護了“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合作局面”，並促進歐盟首次明確對臺灣當局推動的“入聯公投”“表示不滿”和“不予支持”。
對日本，中國始終從全球戰略的高度看待對日關係，理性看待和低調處理雙方在歷史、臺灣、東海油氣田爭端等方面的敏感分歧，以及日方的“價值觀外交”和日本政局變動給兩國關係帶來的震蕩，堅持加強對話交流，對日關係取得重要進展。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機制得以啟動，軍事交流取得實質性進展，有關東海油氣田方面的談判將進入探討切實解決辦法的階段，日方也首次明確表示不支持臺灣搞“入聯公投”。
對俄羅斯，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社會基礎隨著俄羅斯“中國年”的成功舉辦得到夯實。
對東盟，與東盟10國簽署中國——東盟自貿區《服務貿易協議》，溫家寶總理在出席第二屆東亞峰會期間主持中日韓領導人就增進合作達成8點共識，以“10+1”為基礎、“10+3”為主渠道、東亞峰會為重要戰略論壇的東亞區域合作格局日趨顯現。
對新興大國，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墨西哥五國定期磋商和協調機制正在形成，從2005年至今，已經舉行了三次領導人會晤。高祖貴認為，這一機制的發展，不僅有利于五個新興發展中大國拓展關係和深化合作，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在同主要發達國家進行對話時增大發言權，而且有利于帶動和促進整個南南合作和南北對話，為中國維護整個戰略環境穩定並使之改善提供了新的支撐。（記者李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