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的物價形勢下，負利率持續時間可能較長。負利率意味著居民儲蓄的實際收益為負數，對負收益再徵收利息稅，多少有違所得稅的徵稅原則
2007年以來，我國物價總水平逐漸走高，居民儲蓄飽受負利率之苦。當年8月，國家將利息稅稅率從20%調減為5%。今年物價持續上漲，兩會上，不少政協委員提出，這5%的“尾
巴”也應當去掉。
筆者以為，利息稅並未完全實現當初的開徵目的，在物價上漲壓力加大的今天，似應考慮取消或暫停徵收。
從1999年11月起，我國對儲蓄存款利息開徵20%的利息稅。當時的初衷之一，是將儲蓄“趕”出銀行，刺激消費，擴大內需。用意雖好，但效果並不理想。在養老、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體係還不健全的情況下，百姓消費有不少後顧之憂，居民儲蓄從開徵時的6萬億元一路攀高到去年末的17.6萬億元。消費率偏低的局面也沒有明顯改觀。不僅如此，由于高收入者往往將資金投向股票、基金、實業等渠道，存銀行生息的大多是資金有限、風險承受能力較弱的普通百姓特別是低收入群體，利息稅的存在，使他們的這部分“財產性收入”又減少一塊，相應的會壓抑其消費需求。
調節個人收入是當時的另一個初衷。一種觀點認為，時下，70%的儲蓄集中在30%的人手裏，利息稅使高收入者多繳稅，能抑制其收入增長，緩解居民收入差距。利息稅收入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用于下崗職工的生活保障、離退休人員的養老金等，客觀上能實現“抽肥補瘦”。然而，應當看到，利息稅並非按累進稅率，而是按統一比例徵收，高收入者交5%，低收入者也得交5%，雖然高收入者繳稅絕對額多，但居民收入的相對差距並沒有因此改變。相反，由于普通百姓特別是低收入群體往往成為利息稅的納稅主體，利息稅對個人收入甚至可能起到反向調節的作用。至于利息稅的財政轉移支付，且不說很可能是“抽瘦補瘦”，單就其效率而言，哪有免稅來得及時、到位？
進而言之，在新的物價形勢下，利息稅已失去了課稅依據。本輪物價上漲因素眾多，控制難度加大，短時間內難以回落。另一方面，在人民幣匯率不斷升值的背景下，已經倒挂的中美利差限制了央行的加息空間。因此，即使與今年CPI的預期調控目標4.8%相比，目前一年期存款的名義利率也僅為4.14%，很可能較長時間處于負利率狀態。負利率意味著居民儲蓄存款的實際收益為負數，而利息稅作為所得稅的一種，以純收入或凈所得為計徵依據，所得多者多徵，所得少者少徵，無所得者不徵，對負收益再徵收利息稅，多少有違所得稅的徵稅原則。
稅收是經濟杠桿，不應僵化不變，而應因時因勢靈活調整。當年，經濟運行面臨通貨緊縮威脅，利息稅才得以開徵。現在，經濟運行面臨著通貨膨脹的壓力，百姓切身利益受到影響，需要動用包括稅收在內的各種經濟手段，在增加有效供給、抑制不合理需求的同時，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強其抵禦物價上漲風險的能力。去年下調利息稅稅率，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居民儲蓄收益，得到了社會的一致肯定。如今，不妨再次順應時勢，取消或暫停徵收利息稅。（田俊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