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一向被稱作經濟體制改革，而不是經濟制度改革。因為在中國的政治和經濟詞匯中，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經濟制度是社會制度的基礎，反映著一個社會的本質特徵，而經濟體制是一定經濟制度所採取的具體形式。在傳統理論看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具有無比的優越性，其基本規定性是不能改變的，只
能在其自身的發展中自我完善；而作為其具體表現形式的經濟體制，因其本身就具有多樣性，可以通過改革不斷地進行選擇和調整。
但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不可能不觸動傳統的經濟制度。一方面，經濟制度本身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性質並根據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而不斷調整；另一方面，對于什麼是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什麼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兩種基本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徵是什麼，人們的認識也是在不斷變化的。隨著當代社會主義的實踐和資本主義的發展，馬克思時代所批判的資本主義已不復存在，馬克思所設想的未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徵也在實踐中不斷發展、變化和完善：原來被看作反映某種特定制度本質特徵的東西，逐漸被剝去制度的外衣，而被看作是反映社會化大生產一般規律的東西，或被看作僅僅是為實現某種更高的社會發展目標而可供選擇的手段，抑或被賦予資源配置方式的屬性而存在于不同的經濟制度中。所以，改革開放30年來，伴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性也逐步發生了變化。
從計劃經濟體制改革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確立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計劃經濟作為市場經濟的替代物，無疑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一個本質特徵，而在許多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眼中（當然也包括諸多西方經濟學家），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資本主義，似乎已成為一個固定的思維模式。
正因為如此，當國內一些經濟學家提出市場化取向改革的主張時，立即被認定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而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不得不起始于對計劃經濟體制修修補補：試圖把中央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央與地方分權的計劃經濟體制；把單一的指令性計劃改革為指令性與指導性相結合的計劃。
然而，單純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並不足以消除現實生產關係中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和扭曲資源配置的各個環節。在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中，很快引入了計劃和市場並行的"雙軌制"，這在執政黨的文獻和經濟學家的詞匯中，被稱作"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當現實中的"市場軌"與"計劃軌"旗鼓相當時，官方文件和理論界就出現了"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提法。而當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逐步超過計劃時，官方文件和理論界又出現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和"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命題。
總之，發軔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在實際的進程中，逐步動搖了計劃經濟制度本身。在1992年召開的中共十四大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終于取代計劃經濟體制，而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模式。計劃和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方式，已都不再具有制度的屬性。但無論是把計劃經濟作為一種資源配置的方式從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性中排除出去，還是把市場經濟加入社會主義本質規定之中，都意味著原有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本質規定發生了變化。
從所有制形式的改革到所有制結構的變革
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一向認為，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當然是不能有絲毫動搖的，改革只能觸及公有制的具體實現形式：比如，把單一的全民所有制改造成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形式；探討全民所有制的實現形式是國有制，還是其他形式；國有制是採取承包制，還是租賃制，抑或股份制；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採取承包制，還是股份合作制？
在上述傳統觀念束縛下，人們在很長時間內是諱言所有制改革的，因為這很容易被扣上否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大帽子。正是在這種意識形態的背景下，一些有膽識的經濟學家提出產權改革的主張，試圖通過區分產權和所有制概念，繞過所有制這個"燙手的山芋"，達到優化所有制結構的目的。
中共十三大（1987年）首次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所有制結構描述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形式並存。但從中共十三大到中共十五大（1997年），非公有制經濟一直被看作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一種補充。這種認識到中共十五大召開，有了本質的變化。中共十五大報告把非公有制經濟確定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而把非公有制經濟納入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之中。
2002年召開的中共十六大在思想解放的進程中又取得了重大突破。十六大報告提出兩個毫不動搖：既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又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十六大報告還提出，既要保護合法的勞動收入，也要保護合法的非勞動收入，並進而強調要完善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
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在十六大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在強調要大力發展和積極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同時，進一步明確"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基礎設施、公用事業及其他行業和領域"，並規定"非公有制企業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這表明，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為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開辟了更廣闊的空間。
不僅如此，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還明確指出，"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這不僅"有利于維護公有財產權，鞏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而且"有利于保護私有財產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是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要求，是構建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基礎"。所以，"要依法保護各類產權，健全產權交易規則和監管制度，推動產權有序流轉"。這種"依法保護各類產權"（既包括公有產權，也包括私人產權）的思想，在2004年的憲法修正案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從而標志著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中國的憲法中得到最終確認。在2007年通過的物權法中，私有財產與公有財產得到了平等的保護。而到了2007 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則進一步強調要創造條件讓更多的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
從按勞分配方式的改革到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原則的確立
在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按勞分配作為公有制在經濟上的實現形式，一向被當作社會主義的惟一分配原則，誰否定按勞分配，誰就是否定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所以，在分配領域的改革，最初僅僅是著眼于按勞分配的實現形式，如到底是國家對勞動者按勞動一次性分配呢，還是國家先根據企業的整體勞動對企業實行一次分配，企業再根據勞動者的勞動實行二次分配呢？是按活勞動分配呢，還是按物化勞動或潛在的勞動（勞動力）進行分配呢？
但是，隨著我國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和多元所有制結構的形成，在分配領域也出現了多種分配方式：除了傳統的公有制經濟中的按勞分配以外，個體勞動者通過合法經營既獲得勞動收入，又得到一定的資產和經營收入；當企業發行債券籌集資金時，債券所有者就會憑債權取得利息；隨著股份經濟的產生，還出現了股份分紅；在企業經營者的收入中，包含部分風險補償；在私營企業雇工經營中，企業主會得到部分非勞動收入。所有這些收入分配形式，概括起來，不過是勞動收入和非勞動收入，前者既包括公有制經濟中的按勞分配，又包括個體勞動者和私營企業中的雇傭勞動者的收入，還包括經營管理者作為勞動者所獲得的部分收入；後者表現為企業家收入（利潤）、利息（含存款利息、股息與紅利、債息）和地租（土地轉租得到的租金），它們本質上都是各種非勞動要素所有者憑借著要素所有權所得到的非勞動收入。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這就至少在政策層面上承認了非勞動要素參與分配的合理性與合法性。
時隔10年之後的中共十五大又進一步指出：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制度，把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結合起來"。這一提法與中共十三大報告相比，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分配關係做出了更加具體和清晰的描述。
而中共十六大則明確提出確立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原則。如果說"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還僅僅是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收入分配現象的一個總體描述，而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雖然試圖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收入分配關係做出理論概括，但自身又包含了許多不能自圓其說的矛盾。那麼，中共十六大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各種分配方式概括為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這一新的概括則揭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分配關係的本質規定，克服了中共十五大提法中的矛盾，是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重大發展，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政策意義。
中共十七大進一步提出："要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這意味著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從2002年作為一個分配原則初步確立，到2007年已經變成了一種分配制度，而今後的任務是要使之不斷健全和完善。
總之，從單一的計劃經濟--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單一的公有制--公有制為主多種所有制形式並存--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單一的按勞分配--按勞分配為主、多種分配方式並存--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所有這一切，都反映了我國經濟轉型過程中，伴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基本經濟制度所發生的變化。這也許正是中國30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一條最為成功的經驗。（蔡繼明 作者係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