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屢創新低，“救市”之聲與“反救市”之音紛呈迭起。主張“救市”的朋友認為：為了保護投資者利益，政府應該推出救市措施，否則市場將會因為信心崩塌而出現係統性風險。反對“救市“的朋友則堅持捍衛市場的純潔性，強調“中國式救市”與“美國式救市”並無可比之處，“救市”將導致市場對政府幹預的路徑依賴。股市跌，爭論熱，這種“景觀”別有意味。

    在我看來，業界在討論“救市”問題時，明確“角色定位”是必不可缺的前提，即我們充其量是“建言立論”，切不可把自己看成“特權媒體”。對已經幾乎“腰斬”的股市，政府到底採取什麼措施，決定權在政府。政府現在不表態，但“政府密切關注股市”。所謂“密切關注”，即不是光看股市的漲漲跌跌，更要看這輪股市下跌的深層次因素，一是美國的次貸危機到底要持續多長時間，次貸危機的底到底有多深。二是國內的物價走勢，不管是輸入型通貨膨脹還是結構性通貨膨脹，和股市的上漲與下跌到底會產生何種“聯動效應”，需要進行深入的而不是膚淺的研究。政府的決策將考慮多方面的因素，“政府要努力促進股市健康平穩持續發展，因為一個健康的可持續的資本市場對于中國經濟發展最終是有利的”，這一點，政府比我們任何人看得清楚。

    但是，無論如何，這場關于“救市”的爭論，不但折射了雙方認知上的巨大差異，而且也展示未來各自都需做出反思的空間。其間，更有心態問題與專業性思維問題。比如，劉紀鵬先生在討論“救市”問題時，說了這麼一段話：胡舒立女士在一篇論及“不應救、不必救、也不能救”的文章中講，“當前，‘救市說’肆無忌憚，傳言四起，相當一部分引領者其實都是浸淫市場多年的老手，對于所謂救市的後果心知肚明。其之所以用‘億萬股民利益’和‘影響宏觀經濟運行’要挾救市，熱衷傳言，無非是企圖在行情短期波動中漁一己之私利。管理層對此應洞悉，廣大投資者亦當高度警覺、冷靜待之。”劉紀鵬認為，胡女士關于“‘救市說’者中相當一部分引領者其實都是‘浸淫’市場的多年老手”，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提議，最好把這些“浸淫市場的多年老手”的名單一一列出來，然後登在媒體上，以引起市場的警覺。劉紀鵬的這個要求，我以為不為過。因為同樣的事情，最近北京大學一位教授也提出過。他說，“為什麼最近股價下跌呢？原因在于中國股市中存在為數不少的投機大戶與更多無知的散戶。”這位教授說的“心有不甘的投機者與盲從附和的散戶”，與胡女士說的“浸淫市場多年的老手”，好像是“一丘之貉”。可惜，由于缺乏具體材料的印證以及相關的定量分析，可信度大打折扣。倘若把他們列為“壓力集團”，在“倒逼”政府，無疑會提供諸多虛假信息，進而誤導相關決策。這種現象，不可漠然視之。

    由此，想到了中國資本市場的“專業智慧”問題。這個問題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研究中心主任胡汝銀先生在去年年初就提出來的。他在“從環境體制文化三方面入手推動資本市場制度轉型”中說， 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致命弱點和證券市場發展困難重重的真正原因之一，是市場治理的官僚化、非專業化和政府功能錯位。就這一點而言，中國證券市場發展架構與政策的設計所需要尋求的不是什麼“大智慧”，而是“專業智慧”。必須遵循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分工原理，按照專業化、市場化的原則，處理好監管與市場創新之間的關係，根本性地解決證券市場目前存在的嚴重、廣泛的功能錯位問題：在市場創新過程中，產品、交易機制等創新的主體是市場參與者，而不是監管者。

    寥寥數語，擲地有聲。要有“專業智慧”，首先要有“專業的治學精神”，充分的材料，翔實的數據，嚴謹的分析。科學的判斷，是“建言立論”的前提。這可能是一件難事，但作為一個對事業負責對老百姓負責的學者、媒體人，卻必須身體力行，而不是靠所謂的“大智慧”、“大字眼”糊弄人。否則即便是略佔上風，其結果還是表層的。若不從思維和體制深層做出改變，未來類似事件將再發生，而且將以必然的下風而收場。(諸葛立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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