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非解禁”，似乎已被解析為這波下跌行情的導火索之一了。據統計，今年3月份共有112.83億股的限售股解禁，這一數量與2月份基本持平。4月份解禁總量僅為42.62億股，約為3月份解禁股總數的1/3左右，5月份可能更少一些，僅有26.52億股解禁。當供求關係失衡引領投資者投資預期發生逆轉時，“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從“大小非”那裏掉下，是市場的一種擔心。
于是乎，“在一段時期內限制‘大小非’流通”、“ 對‘大小非’徵收資本利得稅”，諸如此類的呼聲不絕于耳。此舉可行嗎？有識之士已有辯駁：股權分置改革啟動之際，管理層、流通股東和非流通股東明確地達成一個契約，“大小非”付出對價，為今日的流通權買單。現在，倘若通過任何手段剝奪他們的流通權，那將是對股改契約的撕毀，也將是股改宣告徹底失敗的標志。對“大小非”徵收資本利得稅，好像也行不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憑什麼單獨對“大小非”徵稅，而不對其他市場主體徵稅?如果以“大小非”獲得暴利作為徵收的依據，那在二級市場上操作成功獲得暴利的基金、散戶是否也該徵收資本利得稅？
時下，我們可以做的而且必須盡快做的，是建章立制以求“‘大小非’透明解禁”。“解禁”的實際狀況一目了然而不是如“磨砂玻璃”那般，對市場發展的正面效應至少體現為——
其一，真正做到對“解禁”的真實狀況心中有數。來自上證所的統計數據顯示，“大非”的減持意願並不強烈，對上市公司發展看好且持股比例超過50%的大股東減持數量有限。減持股份的總量近八成的減持量來自于“小非”。被減持對象中，虧損股、市盈率在60倍以上的高估值個股是“大小非”拋售重點。而那些業績、回報穩定、進入門檻高的績優股，被減持量很少。相當多的“大非”在解禁後並不會減持。“大小非”的減持預期是否被市場在恐慌中放大，值得探討。
其二，盡可能讓市場明晰“小非”減持的真實動因。眾所周知，“大小非”具有獲取上市公司經營真實情況的天然優勢，這一點，基金、機構、散戶都絕對無法與之比擬。市場普遍認為，隨著一批又一批限售股解禁後，籌碼供應的增多，“大小非”的套現行為，成為市場下跌的重要力量。但是，通過公告披露的減持數量微乎其微，多少籌碼無需披露便已經套現，人們無從得知。為什麼在市場如此疲弱時，這些“小非”依然義無反顧地選擇“拋售”，其間到底有什麼“先見之明”，唯一可以選擇的路徑是，讓“大小非”在減持前預告、減持後報告。要求它們披露是否獲得上市公司經營業績相關的信息，甚至可以要求它們披露其減持的理由、減持的數量和周期，這樣，在信息獲取上不佔優勢的其他股東，特別是中小投資者可以通過相關信息判斷出:是繼續持有該股票還是賣出該股票。“偷偷地進村，打槍的不要”，有悖于證券市場的公平原則。
其三，及時打擊操縱市場的“坐莊行為”。在市場“遇解禁股色變”時，有些中小盤股在解禁時卻打破了一般的供需規則，走出暴漲的獨立行情。“部分‘小非’在市場低迷時利用利好或對倒拉高出貨，讓散戶高位接盤，出貨後股價一路巨挫，更是給本已虧損累累的中小投資者挖了個大坑。”市場人士把之稱為“暴力解禁”。 據說，現在“大小非”解禁很多是由券商營業部代為操作，並且按照賣出均價收取比例不等的傭金。這已成為經紀業務低迷時券商營業部爭食的肥肉，很多操刀“大小非”解禁的私募基金也開始為券商承攬這筆“生意”。而市場對它們的監管還頗顯“弱勢”。 “小非”兵臨城下和政策的弱約束形成明顯對比，決定了目前階段它們對市場的殺傷力不能等閒視之。有人說，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之間的博弈中，產業資本已經開始佔有更多不合理的制度性優勢。從定價方式來看，金融資本曾主導過的以籌碼、股本規模及題材為主的定價方式可能被替代，而產業資本在產業整合，上市公司成長性及控股權方面的考慮將成為主導價格變化的主要因素。市場的主流操作思維和模式也必然隨之發生深刻改變。但不管怎樣改變，“內幕交易”、“操縱市場”都應該在打擊之列。
透明比模糊好。因為公正、公平的前提是公開。（諸葛立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