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國女首富”、東莞玖龍紙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張茵。（資料圖片）
前“中國女首富”、東莞玖龍紙業有限公司董事長張茵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道德和信譽危機。在一份來自民間的《香港上市企業內地血汗工廠報告》中，玖龍紙業被描述為舊社會包身工所處惡劣工作環境的翻版。而被看作是“暴力資本家”的張茵，當時正忙于進行在全球發售一次性還款優先票據，向亞洲及歐洲的國際機構投資者展開路演。
那些看上去確鑿無疑的指責包括：工人需直接用手接觸沒有經過任何消毒處理的進口廢紙而缺乏手套、帽子、鞋子和防護眼鏡等勞保用具，一些經常需要用手將廢紙泡在水中的員工出現發炎和膿腫；接觸粉塵及化學用品崗位的輔助工沒有被安排進行定期的身體檢查。而在玖龍的《員工手冊》上，調查者發現其中約有15頁是關于罰款的，林林總總共有87條，包括對工人不按規定從東大門進廠、坐車插隊、忘記刷電子卡、上班吃零食等的處罰。
這些千奇百怪的苛刻規定並不得人心。在張的反對者們看來，讓這家帝國式的企業旁若無人從血汗工人衣兜裏搶走他們的勞動所得並肆意壓榨他們，是不能容忍的。而在此之前，張擁有著不錯的名聲。她白手起家，經營著外人不屑的“破爛生意”，在20年間就傳奇般地將玖龍提升至全球最大的包裝用紙和廢紙回收公司之列，並躋身中國最富有商業人士之流。然而在這場氣勢洶洶的變故中，張所賴以成就的這一切似乎成了沸騰民怨所樂于打擊的“托拉斯目標”：規模巨大、資本雄厚、冷酷武強、怨聲載道，而且全無悔過之心。
這已經是張茵今年第二次直面公眾輿論的“道德評判”——第一次是今年兩會期間，張大膽地倡議修改已經出臺的《勞動合同法》，主張將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修改為有期限勞動合同以及降低富人稅負。而此次玖龍紙業涉嫌“血汗工廠”一事曝光，則將張茵推向了一個令人難堪的審判臺：她是一位深憂中國廉價制造未來的財富創造者，還是一位表裏不一的剩余價值無情榨取者？
警鐘為誰而鳴
這場聲勢空前的道德指責顯然影響了資本市場對其的估價。評級機構標普給予玖龍紙業此次債券發售以“BBB－”評級，按照其評級定義，即指該公司“目前有足夠償債能力，但如果處于惡劣的經濟條件或外在環境下，其償債能力可能較脆弱”。張曾經不止一次地碰到人生中最尷尬難熬的時光：懷揣三萬元人民幣在遍地荊棘的香港創業，在小兒子出生僅僅一個月時重返商場，或者處理復雜棘手的勞資問題——僅僅五個月前，玖龍就有600多名工人因不滿新的勞動合同而抗議公司變相克扣福利，集體罷工並堵塞交通，引起玖龍股價大跌。在那次罷工中，張茵辯解稱，事件純屬誤會，“玖龍絕無克扣福利或減薪的計劃”。
張過去建立的商業帝國是中國廉價制造在全球崛起的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例證。位于東莞市新沙港工業區的玖龍紙業工廠，是全球紙及紙板生產設備最集中的基地之一，在這個常住人口不足7萬、外來人口不過3萬的小鎮裏，這家超級公司對當地的影響深入骨髓，其員工就有9000人。玖龍每年進口的廢紙原料總重量相當于17艘航空母艦，為此該公司擁有500臺超大型集裝箱卡車。不僅如此，張還希望在今年6月將年設計產能增加至775萬噸，成為世界最大的箱板原紙生產商，2009年則將進一步提升至1055萬噸——這個數字幾乎相當于100艘全世界最重的羅納德·裏根號航空母艦的重量。
張所身處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顯然已走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尷尬拐點。新勞動法、外資企業加重的納稅負擔、更為嚴格的環保法規和不斷升值的人民幣匯率，這一切都在擠佔類似玖龍這樣的中國公司的利潤空間。作為“世界組裝車間”，中國企業在國際分工體係中的地位和增值率都很低，出口商品在西方市場終端銷售價格動輒是中國交貨價格的幾十倍甚至上百倍，這些中國制造商並無價格控制權。在這樣的分工格局下，制造工廠所能夠提供的只能是技術含量低下、待遇微薄的就業崗位，而位于價值鏈條最低端的產業工人則不得不直面這一切。
張並非孤獨的“被指責者”。在剛剛過去的一年，一家勞工組織指責說，為美國迪士尼和孩之寶、日本萬代(Bandai)等客戶供貨的中國玩具制造商工作條件“極為惡劣”，而跨國企業通常對“安全問題視而不見”，並忽視供應廠商的勞工環境，應該為此負責。在“血汗工廠”的歷年名錄上，也不乏如GE、蘋果和戴爾等跨國公司。
關鍵問題在于，勞動力的低成本好比興奮劑，經濟萎靡的時候打一針，很容易讓人在此後沉溺並過度依賴于這種非正常的亢奮狀態。對中國而言，繼續維持這一發展模式無疑于飲鴆止渴，並對資源造成極大耗費。有良知的企業家應該為員工創造的就業機會並不是“黑磚窯式”的作坊，而是其收入足以滿足勞動者個人和家庭有尊嚴生活的就業機會。
任何人都能從玖龍紙業的此次風波中聽到警鐘的聲音。僅在數年前，這樣的指責還鮮有發生。從廣袤的農村土地上蜂涌轉移的勞動力大軍曾經擠滿了中國東南沿海無數制造工廠的大門口。2000年夏天，當日本管理學家大前研一前往深圳一家電子零件廠參觀時，他吃驚地發現，在這個雇員上萬人的工廠裏，月薪不過80美元的工人中沒有一個近視眼，工廠主很自豪地說，如果發現誰的視力有問題，就立刻更換她，因為有大批人在等候這個工作機會。
但現在，情況已經發生巨大轉變。珠江三角洲已經連續3年面臨勞動力荒的問題，工人對勞動條件、薪酬待遇的敏感和維權意識的覺醒，促使勞動力市場的談判地位發生扭轉，無視這一趨勢的工廠主不僅受到來自客戶的壓力，而且也面臨越來越多的勞資衝突。此前，中國長期存在的拖欠工人工資、強迫用工和虐待工人的現象已經引起了社會的普遍關注不滿。自2002年以來，提請勞動仲裁的案件以每年25%以上的幅度增加，而于今年5月1日開始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則規定今後的勞動爭議仲裁將不再收費，提請手續也更加簡便。
政府應該努力創造條件避免新一代產業工人繼續擠滿條件惡劣的流水線。根據現行工會法律，擁有25名雇員以上的公司應建立一個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分支機構。但這一規定的執行情況參差不齊。在西方強勢工會的主導下，如果勞工拒絕合作，那麼公司就有縮編、破產或清算之虞。但在中國，工會一直處于低微、溫和、不作為的尷尬地位，並時常成為管理者利益的同盟。對于一個“非花瓶型”的工會而言，有關企業責任的切實履行不僅僅是口頭上說說、騎墻做做樣子那麼簡單。其繁雜的工作內容中理應包括推動產品與工序風險的透明度，道德、人權和環境政策的實施，以及強化非政府組織等利益相關方的介入等等。
玖龍紙業所折射的問題反映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若沒有代表產業工人利益的強勢工會參與博弈，如果中國經濟增長嚴重依賴出口貿易以及被買方價格鉗制的經濟模式不轉換，所謂“血汗工廠”的指責就難以絕跡。4月23日，此次風波的主角張茵，在一次非正式的對媒體的回應中稱：“我一定會把企業辦好。”（作者：岳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