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上海要向世界宣告國際金融中心在東亞大陸的存在，他必須考慮自己有了什麼？缺乏什麼？”一位金融學者日前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了這樣一席話。在他看來，國際金融中心絕不體現于多少幢交易大樓、多少個市場，多少個金融機構，它更多地表現為整個多層次市場體係的活躍度、包容度、輻射力、影響
力。這些，都需要上海用自身的金融“軟件”來說話。
首屆“陸家嘴論壇”召開前夕，記者就上海金融軟環境建設的現狀、存在的問題進行了調研。一些金融市場主體的管理人員、專家學者認為，上海的金融環境位居國內先進，但還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瓶頸問題。
長三角協作進入“蜜月期”
對于很多經濟學專家而言，上海的經濟總量是其走向國際金融中心的重要障礙。２００７年，上海市實現生產總值１２００１．１６億元，全國佔比不到５％。通過與紐約、倫敦、東京等城市的橫向比較，一些專家認為，上海目前的經濟總量並不足以支撐起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但近年來發生的一個重要觀念轉變，將有效改善上海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經濟基石問題，與此同時，該城市的金融包容度出現了重大轉折。
２００７年５月，上海市第九次黨代會提出：必須把上海未來發展放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放在全國發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國家對長三角區域發展的總體部署中來思考和謀劃。
這一全新的理念意味著，上海不僅是上海的上海，還是長三角的上海、全國的上海。也正是在這一理念的推動下，上海進行了一場“主動融入長三角”的運動。“目前，上海與蘇浙地區進行深度合作的行業已擴至４０余個。長三角協作正在進入‘蜜月期’。”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辦主任陳榮堂對記者說。
“消除割裂實現長三角融合，將令上海舉長三角之力建設國際金融中心。”華東師范大學經濟學教授沈玉芳說。
２００７年，浙江省地區生產總值１８６３８億元，江蘇省２５５６０．１億元。長三角地區的經濟總量已在全國的２０％以上。“此外，長三角吞吐量佔全國半壁江山的港口群、密集龐大的機場群，也將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提供要素、資源集聚的強大基石。”復旦大學金融研究院教授熊繼洲說。
“觀念是主導軟實力的重要因素，觀念的轉變是最大的轉變。”上海社會科學院的一位經濟學者評價說。隨著長三角產業、金融方面的“拆墻運動”不斷推進，市場內各種要素的流動速率在不斷加快，上海的金融集聚效應也充分彰顯。
２００７年，上海實現金融業增加值１１９５．７２億元，比上年增長３３．４％。與此同時，金融市場的包容度、開放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當年，上海新增各類金融機構１００家，其中不僅有外資，還有相當分量的江浙資本。
金融法規不是“國際通用語言”
盡管有“觀念軟件”的重大轉型，但毋庸諱言，在上海向國際金融中心邁進的路途中，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瓶頸問題已經凸現了出來。
“上海目前說的還是‘方言’，而不是‘國際通用語言’。”熊繼洲這樣評價上海的金融法制現狀。
在熊繼洲看來，在金融資本市場等領域，盡管相關法律的建設正在加緊步伐，但尚有很多政府的監管舉措、市場規則還停留在“文件”、“政策”的層面。“由此造成的不確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上海金融環境的優化。”
一些外資金融機構從業人員認為，在這些“文件化”、“政策化”的遊戲規則背後，是監管手段的行政化。
“中國香港、新加坡等地的監管經驗值得借鑒。”一些金融管制體係的研究人士介紹說，中國香港、新加坡的監管理念非常先進、監管法規比較完善。監管人員具有強烈的依法監管意識，履行職責絕不超越法律許可的范圍。此外，由于中國香港、新加坡均屬英美法係，實行“沒有禁止的都是允許的”的“負向清單”監管模式，凡法規沒有禁止的，都是市場可以創新的，整個金融市場的創新氛圍也比較濃厚。
相較之下，上海的金融監管理念、市場秩序方面盡管處于國內領先地位，但仍存在地方政府對市場行為的過多幹涉。在這一點上，各類金融機構熱衷政府公關的現狀就很能說明問題。
熊繼洲介紹說，我國關于金融監管的法律框架雖已建立，但與金融監管的國際水準還有相當距離。“上海不應該只是一個金融實務的操作中心，要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地方立法在一些領域必須實現‘先行先試’。”在他看來，上海只有在健全金融法規的基礎上真正做到“依法監管”，金融軟環境的建設才算基本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