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天上掉鈔票”的故事——東莞給全市的低收入市民每人發放1000元，以減輕物價上漲帶來的民生壓力。
這個被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取名為“臨時生活補貼”的政策，經過年初的醞釀之後，現已進入實施階段。6月24日召開的東莞全市領導幹部會議證實，分配方案已
經出臺，市財政將拿出逾1.2億元向12.2萬低收入戶籍人員發放紅包。補貼對象被鎖定為本地的7種經濟弱勢人群。
紅包計劃激發了東莞市民的美好想象，人們興奮地翹首以盼，而圍繞經濟弱勢人群界定中的一些技術問題也正在考量之中。
“低保邊緣戶的身份確定，確實有一定的困難。”6月25日，東莞市民政局有關負責人向記者表示，“我們最終會按照程序來確定補貼對象的范圍，把這筆錢發到需要的人手上。”
“1000元紅包”的創意並非東莞第一個提出。今年1月，上海市政協委員刑普在上海“兩會”上提交提案，建議通過向全國人民每人發放1000元，作為CPI高增長的補貼。
在此前後，伴隨著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和2007年國家財政收入突破5萬億元，增幅高達31%，要求政府以充盈的國庫財富反饋民間的呼聲一直不斷。
“地方政府關注民生、保障民生的‘紅包行為’應該得到鼓勵和肯定。”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公共政策研究專家郭巍青教授對東莞的“紅包計劃”評價說，“通過公共財政來緩解民生的困難，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的份內之職。”
“這是個挺好的事兒”
6月25日，強熱帶風暴“風神”過境東莞，市內大雨傾盆。廣東人相信“水為財”，不少東莞市民在議論，紅包計劃會不會帶來一場“鈔票雨”。
“劉書記說的是參照澳門的做法，澳門的做法是所有居民都有份，”在東莞市北隅社區經營一間小士多店的黃秉正對記者說，“所以開始時我們以為全東莞人人都有紅包呢。”
他所說的，是今年4月底的事。其時，東莞市委書記劉志庚公開表態，受澳門地區政府補貼的啟發，初步有了個念頭，就是向市民直接發點錢，以抵消CPI高速增長的影響。他將醞釀中的紅包稱之為“臨時生活補貼”。當然他也不忘強調，這份“紅包”是在地方政府財政允許的范圍內來分發。
東莞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至2007年末，東莞，這個有“世界工廠”之稱的制造業中心有戶籍人口171.26萬，而常住人口有694.72萬。而去年東莞市全年GDP超過3000億元，財政收入達到539.5億元。
除了財力後盾外，今年年初亞太一些發達城市掀起的“紅包潮”也加強了東莞市政府的決心——今年2月，香港特區政府宣布拿出700億港幣，以退稅方式給居民“派糖”；2月15日，新加坡政府宣布18億新元的“派糖”計劃，大多數國民可獲300新元。3月初，澳門特區政府決定拿出逾20億的盈余，向全體居民派發紅利，永久居民可以獲5000澳元，非永久居民可以獲3000澳元。澳門的行動最終觸發了東莞的決策。
“當然在當前的條件下，要實現全體市民全部補貼並不現實，只能補貼一部分人。”上述東莞市民政局負責人向記者解釋說。
6月初，紅包分配方案出爐。根據東莞市政府辦公室近日《關于向市民發放一次性臨時生活補貼問題的復函》(下簡稱《復函》)，此次“紅包”的發放對象包括低保對象、五保戶、非低保對象的優撫對象、非低保對象的1~4級殘疾人、非五保戶的孤寡老人，已治愈的麻風病人和低保邊緣戶等。發放標準是每人發放1000元。
“對于東莞這樣的珠三角發達城市來說，這樣的補貼確實是政府返利于民。”雲浮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朱正國評價說，“我們粵東粵西在地方財政有限的情況下，就難以做到這種具有普惠性質的福利。”
“低保邊緣戶”如何確定
《復函》一公布，先前人們的興奮揣測，有些應驗，有些落空。
之前，東莞本地也有學者公開表示，向市民發放“臨時生活補貼”，除了東莞本地人外，還應考慮“新莞人”，即大量的外來常住人口。
但最終的對象范圍裏並沒有東莞的外來常住人口。
了解此次《復函》內容商討過程的一位當地官方人士給記者解釋，這一方面是因為財力的確有限，接近800萬的常住人口，即使每人補貼500元，也是接近40億。“這遠遠超出了今年的預算，除非是在年初的時候財政預算裏就明確了這份支出。”而要是少于500元，那又意義不大，難以發揮“對衝CPI的效果”，最終最困難的人可能仍是舉步維艱，但不困難的人根本不在乎這點點補貼。
另外一方面是統計困難，外來常住人口的流動性很可能讓補貼難以落實，而廣州、深圳等周邊地區的流動人口也可能會一下子涌入東莞來“分羹”。
“最近收到下面反饋上來的一些意見，主要是對最終‘補貼對象’范圍的確定有不同看法。”上述東莞市民政局的有關負責人說。
譚國華就是“有不同看法”的人之一。“這個城市裏最困難的人群恰恰就是外來的常住人口，收入即使到了600元的水平上，扣除了房租和飲食之外，就已經降到東莞自己的低保標準以下了。”這位東莞市港龍出租車公司的司機正在為加油站的油價上調而犯愁，房東最近又上調了房租，他打算再幹半年就回湖南老家。
問題大多集中在了“低保邊緣戶”的身份確定上。
在《復函》中，其他的六種身份都有明確的界定辦法，但是“低保邊緣戶”只是有一個家庭人均收入為401~600元的模糊界定，于是，這就靠自發上報來確定。
北隅社區的有關負責人面對的就是“異常踴躍”的申請低保邊緣戶的人。在東莞市萬江鎮的新村，申報低保邊緣戶的人數就超過了總居民的一半。
黃秉正給記者“撥算盤”，“要是這個邊緣戶，就是家裏的每個人白揀1000元啊”。記者了解到，村裏只能通過“公示”的辦法，讓大家互相監督。互相監督的過程就難免會發生爭執，爭執的結果可能是妥協。
對此，上述民政局負責人對記者表示，對村和社區的情況，只有村和社區最了解，我們只能等下面來確定這個身份，我們再來審批復核。“我們能保證，這個補貼發放過程是公開公平的。但不論怎麼切，總是會有人質疑。”
按照原計劃，6月22日之前，各鎮街社會事務辦就要把發放名單上報民政局，但截至24日，只有石龍一個鎮上報，其他31個鎮街由于低保邊緣戶收入難以確定而無法上報。
“不患貧而患不均。”東莞市救災救濟和最低生活保障科的楊科長感嘆一句，“(紅包計劃)是個挺好的事兒，你總要切一刀，在600元的地方切，601元的人就會有反對意見，他就會反問你，600元加上1000元補助都1600了，601元的就成了最窮的人。”
包紅包的“制度紙”
在郭巍青的眼中，涉及到公共財政支出的問題，就是利益重新分配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爭議和問題，顯然是無法避免的。關鍵是需要一個“制度框架”來保證這個分配過程盡可能的更為公正。
“低保邊緣戶的身份認定，不是現在突然有的，以往我們也根據這個身份給過這些家庭教育補貼。”上述東莞市民政局負責人說，自1998年以來低保戶家庭在東莞能夠享受到教育補貼，來幫助他們的子女接受教育。同時，一些接近低保線但並非低保戶的家庭，也能從政府這邊得到額度不等的教育補貼。
在東莞市民政局看來，目前身份認定工作的難度只是暫時的。很多基層民政部門正在摸索低保邊緣戶的身份認定辦法，以期盡可能快的把“紅包”發下去。
有本地媒體報道，萬江區社會事務辦公室的辦法是確定補助對象時，“把家裏有空調、鋼琴等貴重物品的不納入補助范圍”。還有地方要求申報者填寫“承諾書”來承諾家庭財產收入的真實性。
郭巍青認為，政策執行的結構過分簡單，而社會事實本身遠為復雜。這種“紅包”可以看做是自上而下的來進行福利配給，上面可以根據自己的財政能力來確定“補貼對象”的范圍，接下來就是大家按照這個上面公布的“標準”來塑造自己的身份，來謀取利益。“這需要公共政策的執行思路。”
“澳門紅包”的研究者，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理事長蕭志偉認為，“直接派錢是最省成本的紓民困措施，派錢是最直接的還富于民。”
這說起來很簡單，做起來呢？
“香港紅包”復雜的辦法是：補貼1800元電費非全港每戶住宅；注資6000元給每位月薪不足1萬元人士的退休金賬戶；發放3000元津貼給每名65歲以上的長者；額外發放一個月的社會救濟及傷殘津貼給相關的弱勢群體；寬免全年75%的個人和企業所得稅；提高個人繳稅起徵點，降低標準稅率……
“通過一個公共財政撥款來達到社會福利的目的，必然存在一個標準確立和涵蓋面上的困難，除非你所有人都發。”郭巍青說。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