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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進階":變靠肢體貢獻GDP為靠知識貢獻GDP
2017-11-06 09:28:24 來源: 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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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邁好中國經濟“進階”關鍵一步(經濟熱點·新時代看新發展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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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求由生存性轉變為發展性,但有效供給沒有跟上,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就要著力提升整個供給體係質量

  不論是發展速度,還是發展高度,也就是質量,説到底都要依靠制度。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健全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讓“良幣驅逐劣幣”,否則高質量無從談起

  集中精力轉變生産方式,少挖地礦資源,多挖“腦礦”資源,培養高素質知識型勞動者,變靠肢體貢獻GDP為靠知識貢獻GDP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如何理解經濟發展階段的這一轉變?推進高質量發展,需要怎樣的主動作為?又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採訪了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首席專家陳東琪。

  記者:十九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怎麼認識這一轉變的現實基礎?

  陳東琪:中國經濟在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極大釋放了生産力,去年GDP規模達到74萬億元,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老百姓收入水平大幅提高。這些年,中國經濟“量”的增長非常亮眼,已經拋掉了“落後的社會生産”帽子。

  高速發展的同時,一些變化和矛盾也在凸顯。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的不對稱問題非常突出。需求側變了,這5年中國居民的恩格爾係數下降了2.9個百分點,2016年達到30.1%,按聯合國劃分的20%至30%的富足標準,我們已接近富足標準。老百姓不僅要求産品能使用,還追求檔次更高;不僅要求能吃飽,還希望食品綠色安全;不僅要求收入增加,更渴望碧水藍天。需求由生存性轉變為發展性,但有效供給沒有跟上,出現了大量購買力釋放在海外的現象。減少無效供給,擴大有效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結構的適應性,就要著力提升整個供給體係質量。

  從國際競爭的角度講,我國也已到了需要更加依靠質量競爭的階段。中低端産品出口面臨越來越大的困難,發達國家經常用反傾銷等手段抑制中國這類産品出口。同時,我國原材料、勞動力等成本超過了很多發展中國家,這也倒逼我們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遷移,更重視質量提升。

  中國經濟過去以量取勝,這在當時那個發展階段是合理的,但也因此吃了苦頭,現在力爭以質取勝,已經嘗到了甜頭。中國制造不再是大路貨的代名詞,出口産品附加值越來越高,高鐵、核電等高端裝備,手機、電腦等信息化産品,在全球中高端産業佔有一席之地。對質量要求很高的德國消費者,原先對中國産品説“不”,有調查顯示,如今他們多數都對中國産品感興趣。

  記者:轉向新的發展階段是客觀發展規律的要求。從另一方面看,其中是否也體現了主動性,是我們“主動要轉”?

  陳東琪:的確,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也是我們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主動選擇。從經濟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來看,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總是在不斷形成的。經濟發展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演進的必經過程。國際經驗表明,這個過程並不是自然過渡的,在1960年被世界銀行列為中等收入國家的101個經濟體中,截至2008年,只有13個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成功跨越的概率不到13%。只有在這一過程中堅持推進經濟轉型、實現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的經濟體,才能成功邁入發展的更高階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創新型國家,正是出于主動轉型、謀求更深遠發展的考慮。

  記者:推進高質量發展,目前面臨的主要瓶頸是什麼?要抓住哪些關鍵問題?

  陳東琪:高質量發展階段,要堅持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讓新發展理念貫穿始終。更高質量發展是以創新為第一動力,實現更均衡、更環保、更公平的發展。

  高質量發展階段,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我國當前經濟發展主要矛盾在供給側,高質量發展的一大瓶頸也是供給體係質量,要在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方面取得突破,就必須把提高供給體係質量作為主攻方向。

  記者:主攻方向已經明確,那麼,高質量的供給體係應該如何構建?

  陳東琪:什麼是高質量的供給體係?最關鍵的是供給結構要有充足彈性,即供給側能夠具備主動調整、不斷適應需求側變化的能力,不能老化固化,而是能不斷轉化優化。

  需求結構天天在變,供給結構要跟上需求側變化,甚至引領需求側,最根本的還是依靠創新。不論是傳統行業還是新興行業,都需要不斷創新、不斷轉型,因為在需求側,今年的“新”可能就是明年的“舊”。最典型的案例之一是華為,從名不見經傳的民營科技企業發展成世界500強和全球最大的通信設備制造商,靠的就是持續創新,2016年,華為把當年銷售收入的14.6%投入研發。

  記者:更高質量的發展離不開市場的力量,需要依靠各行各業不斷創新。從國家宏觀層面來説,推進更高質量的發展最需要哪些主動作為呢?

  陳東琪:不論是發展速度,還是發展高度,也就是質量,説到底都要依靠制度。

  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強化標準制度。標準是對企業産品質量最重要的約束性制度,是管理企業重要的法制化、市場化手段。標準也是國際競爭力的有力表現。有一句話叫作“三流賣産品,二流賣技術,一流賣標準”,能夠參與、引領國際標準制定,對一個國家提升國際話語權、參與全球治理、引領時代潮流有著關鍵性意義。我們在很多領域的國家標準還很薄弱甚至缺乏,要補齊這塊制度短板。高質量發展階段,我們不僅要跟上國際標準,還要走到前頭,從跟標到設標,這一跨越在高鐵技術、5G技術上已實現。今後要加強標準創新,讓更多中國標準成為國際標準,讓質量意識隨著標準制度的健全越來越深入人心。

  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健全優勝劣汰的市場機制,這是最重要的一項制度。要讓“良幣驅逐劣幣”,而不是相反,否則高質量無從談起。拿實體經濟來説,如果企業只進不出,僵屍企業不能退出就會幹耗資源。流水不腐,有進有出,扶優汰劣,市場才能活起來,才能向更高質量發展。

  這兩項制度的完善,需要各項具體制度改革去實現,比如産權保護制度、“放管服”改革、財稅金融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國企改革等。

  記者:在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的過程中,應該如何看待發展速度?

  陳東琪:發展速度和發展質量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係,而不是零和關係,不存在替代和被替代的關係。

  高質量發展階段,不是不要速度。和跳高需要助跑一樣,經濟發展也要保持一定速度,才能向上拓展高度,才能有高質量的發展。高質量發展階段,經濟發展不以追求速度為中心,在保持一定發展速度的基礎上,將精力集中于發展質量。“落後的生産力”需要速度優先,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需要質量和效益優先。

  實現到2020年GDP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要有一定的經濟增速,要求“十三五”期間GDP每年平均增速保持在6.5%以上。我認為從現在看來,這一目標完全能夠實現。在這樣中高速的增長下,我國經濟發展已經不需要刻意拼速度,而要著重求質量。要集中精力轉變生産方式,少挖地礦資源,多挖“腦礦”資源,培養高素質知識型勞動者,變靠肢體貢獻GDP為靠知識貢獻GDP。

  如何把握好速度與質量的關係?用我自己的一個概括做總結,就是要構建“三度空間”:保持速度,專注高度,依靠制度。

  記者: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會給老百姓帶來哪些實惠?

  陳東琪: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高質量發展階段,老百姓是直接受益者、最先受益者也是最終受益者。更高質量發展意味著提供更多高端産品和優質服務,馬桶蓋、電飯煲、奶粉不用海淘了,手機國産的性能更好,寬帶網絡提速降費了,高鐵高速讓天塹變通途;更高質量標準也能讓消費安全更有保障,衣食住行用都更放心;更高質量發展意味著單位GDP的能耗降低,污染減少了,環境質量上去了,城鄉居民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也提高了。消費者是最聰明的,相信在向更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他們會最早也最深切體驗到發展的變化和益處。

  記者:世界經濟處在長周期的調整之中,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向更高質量發展階段轉變,在全球范圍有什麼意義?

  陳東琪:世界經濟處在深度調整期,也正處于新舊動能轉換的關鍵期,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復蘇乏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積極進展,經濟在2016年第四季度和2017年前三季度溫和復蘇,為全球擺脫發展困局、緩解結構性矛盾,提供了可借鑒的解決方案。

  同時,我國也為推進全球結構性改革採取了實質性措施,包括積極營造寬松的投資環境,放寬外商投資準入,加強産權保護,促進公平競爭,讓中國市場更透明更規范等。我國還積極開展結構性改革國際合作,共同推進全球創新和新工業革命,共同擴大開放,共同應對環境可持續問題,這些都為推動世界經濟走出低谷、向更高質量發展作出了實實在在的貢獻。(記者 趙展慧 許志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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