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欽白
在社會發展史上，不乏這樣的事例：一個理性的卻是革命性的說法，會使歷史發生變化，甚至轉折。遠的、外國的例證不提，只說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
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代替以往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說法後，就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足可證明此言不虛。
本文標題“應該把‘公款’叫‘稅款’”，筆者認為如果能成為現實，其影響雖不足以與上面的例證比肩，但其意義卻差堪對比。
雖然“公款”“稅款”只有一字之差，但兩者的概念卻大有不同，更主要的是兩者代表著不同的理念，因為理念不同也影響著社會的價值判斷和對待它的態度。
查權威的現代漢語辭典，“公”的釋義是①屬于國家或集體的（跟‘私’相對）：公款、公物、公事公辦；②共同的、大家承認的；③屬于國際間的。
稅的釋義是：國家向徵稅對象按稅率徵收的貨幣或實物，如農業稅、營業稅等（1994年修訂本）。從邏輯學的角度看，“公”與“稅”在個體上都是普通、絕對概念，兩者有一定關聯，“公”是屬概念，“稅”是公這個屬概念下的“種”概念；兩者的內涵有著部分重合關係。具體說“稅”有著“公”的涵義，即它一旦從納稅人中徵收進入國庫，就不屬于任何人的私有物，只能歸受人民委托管理國家事務的政府所有並使用。但“稅”又與完全的“公款”不同，因為“公款”的來源可以是稅，也可以是費，也可以是國有企業的收入，還可以是捐贈收入、公債收入等。“公”的內涵小、外延大，包括著以上所說的所有收入；“稅”的內涵大、外延小，只能是國家向徵稅對象按稅率徵收的貨幣和實物。
正因為“公”與“稅”有著上述種屬關係，所以在以公有制為主的計劃經濟時期，把由政府支配的包括稅款在內的各種收入統稱為“公款”也無不可，而且是自然而然的。但社會轉型後，再這樣籠統稱呼，就顯出許多弊端來了。如同全民所有制一樣，“公款”容易被虛置，既可以說是所有人的，又因為缺乏真正的責任者，而被毫不吝惜地處置；而“稅款”因為來源清楚，可以使用稅者清楚自己的責任，不敢隨意處置。事實上，我們的社會充斥著對公款、公物的不負責任乃至浪費、揮霍甚至貪污的現象——公款消費沒有多少人心疼，公物損耗最快，對此大部分人都是掙只眼閉只眼；公款投資打了水漂，謂之為交“學費”，一笑了之。民諺說：外國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就是說的國人對待公款、公物的較為普遍的態度。反之，私款、私人物品，就沒有人願意那樣隨意處置了，一分錢都恨不得掰成兩半花！
在市場經濟下，政府的收入百分之九十來源于法律規定的稅收收入（不包括亂收費）。稅收雖有“公”的屬性，但它本質上是納稅人的，只不過由政府經手為納稅人也就是全體民眾提供公共用品和公共服務。“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稅收的本質屬性。正因為如此，在國外才會出現民眾叫警察為他們上房逮貓這類在中國人看來不可思議的事情，因為國外的警察知道他們是靠“稅款”養活的；而民眾之所以理直氣壯地叫“公仆”做一些看似“份外”的事，也因為他們知道自己已經為“公仆”們的服務支付了工資（通過稅收形式）。
如果把“公款”改稱“稅款”，既是把公款具體化，使用稅人明確公款來源于納稅人，從而增加用款的自律性，防止胡花亂用，也可以使納稅人有權監督使用稅款的人，清除公仆們花公款與己無關的觀念，理直氣壯地監督公仆們的行為。雖是一字之改，對用款人和民眾都有促進作用。筆者不敢說這樣做就能因此徹底杜絕胡花亂用公款的現象，但起碼能從理論上、從機制上、從民主法制上，為改變這種現象做好輿論和法理的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