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一泓
一位朋友前不久告訴我，有位餐館老板想現款購買他們公司的豪宅，大約300多萬元的三居室。這位企業主已經買了10多套房子。
這位老板是投資性買房，可是最近北京豪宅的房租已經大幅下降，有的月租已滑落到四、五千元。如果這種狀況持續下去，其租金年回報率將跌至3%以下。好在近幾年北京房價年均漲幅不低，否則其實際投資回報率就可能是負數了。但這位老板還是想買房。
另一位小企業主從河北某市驅車趕至北京，花300多萬現款買了一套，說是準備給兒子考上大學以後住。其子正在讀高中。他說：掙的錢除了買房還能幹什麼呢？
我孩子有位同學，家裏已有三套房，其中兩套都是復式房，一套是北京西山的別墅。奶奶說：別墅太大了，夜裏睡不著，還是自己那套老房子舒服。前些時候，為了孩子上學方便，她那在中關村開公司的兒子又在學校附近買了套精裝修的大房子。那兩套復式房都空著呢，不會出租。
有一對老夫婦，買了一套約
1000平方米的豪宅，平時就老兩口住。老太太說：老爺子，以後我做好了飯，只有打電話叫你下來吃了。
這都是最近一兩年發生在我身邊的真事兒。再說一件事：幾年前，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中年女性走進北京國貿附近的某售樓處，一口氣買了8套房。那是當時該地區最貴的住宅。後來她又在同一公司開發的樓盤買了7套房。據說她是經營洗腳、健身業務的。
我如此大肆渲染這些買房人的故事，肯定會招人忌恨。可是，如果這些買房人的收入來源合法，依法納稅，咱們除了妒忌或艷羨，還真不好說什麼。
有朋友說，我們買不起房，就是這些富人把房價拉上去了。這麼說有一定道理，但不能說很有道理。為什麼上海、北京、深圳，房價再高、漲得再兇也有人買？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包括高檔住宅在內的住房需求旺盛，民間比較富裕。讚成這個理由的，總會舉出不斷刷新的居民儲蓄存款總額及其增長速度這個例子。
20余年的改革開放，民間積累了一大批財富，少數人已經富起來了。去年曾有人說，只有打壓樓市，讓樓市的投機資金進入股市，股市才能火。但一年來的事實證明這個說法錯了，股市火起來了（上海股指上漲了約60%），房價漲得也很兇。兩個市場的資金都很充沛，說明民間的錢太“多”了。
按照資本的邏輯，利潤的大部分應該用于擴大再生產。可是我發現，有一部分小企業主，擴大再生產的動力不足，利潤除了用于消費外，很多就用來買房。買了一套買兩套，之後是三套、五套、十幾套。有的是用于投資，想分享房價上漲的收益。有的則純是買房而已，就那麼放著。杭州也有一批這種業主，買房後既不裝修也不出租，因為幾年後房價還是翻番。
經濟學家吳敬璉說，中小企業是經濟增長的動力。推論是，必須調動國家資源向中小企業傾斜，使其有足夠的動力擴大再生產；或者建立順暢的投資渠道，釋放民間財富。但現實是，我國的主要資源仍被大中型國企佔有（持續大面積虧損），民間投資渠道狹窄，中小企業的市場環境堪憂。最近的一個調查顯示，90%的富豪有一種不安全感。什麼安全？房子。所以，即便國家對商品房轉讓徵收20%個人所得稅，他們依然會買房子，哪怕買回來就那麼擱著。
貧富分化懸殊、收入分配嚴重不平衡，是房價上漲的動力之一。要將“和諧社會”落到實處，就必須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解決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住房作為價值最高的商品，在整個家庭的財產收入構成中佔有最重要的比例，將住房資源納入調整范圍，有助于提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概率。這就是今年房地產再調控，強化行政手段，與“宏大敘事”的內在邏輯聯係。
但20余年形成的貧富鴻溝，不可能在朝夕之間填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絕非劫富濟貧，保障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也絕非重回實物分房時代。但是只要不是絕對禁止富人買兩套以上的住房，貧富懸殊對拉動房價上漲的貢獻就很難減弱。也就是說是說，想買房的富人還是會繼續買，價格再高也會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