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張敬偉的博客
過去的一年裏，36歲的導演賈樟柯起碼有兩次吸引了公眾的目光。去年9月，他憑借電影《三峽好人》獲得威尼斯電影節金獅獎。年末，《三峽好人》與張藝謀執導的“大片”《滿城盡帶黃金甲》同期上映，隨即賈樟柯與《滿城盡帶黃金甲》制片人張偉平爆發論戰。（1月10日《中國青年報》）
如果賈樟柯沒有捧回“金獅”，會不會有《三峽好人》同《滿城盡帶黃金甲》的同期PK？會否有賈樟柯同張偉平的論戰？表面看去，這場論戰是藝術電影同“申奧”大片的決鬥，實質上是第六代導演在經歷多年壓抑之後的憤然反擊。諷刺的是，第六代代表賈樟柯的勇氣並非來自他所標榜的文化底氣，乃是借助威尼斯的金獅助陣。因而，這場論戰背後依然是歐洲電影價值觀同好萊塢價值觀的對撞，故而賈、張口水戰沒有任何意義。問題在于，賈樟柯10日在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卻把自己的電影視作了中國文化的堅守者，認為大片中彌漫細菌破壞社會價值。他說：“它（大片）的操作模式裏面，具有一種法西斯性，它破壞了我們內心最神聖的價值。”這就有點上綱上線了。
事實上，很多觀眾也不喜歡中國“申奧”大片的形式主義、故事蒼白空洞和無限制燒錢的商業炒作。但是這話從賈樟柯嘴裏說出來，問題的性質就變了。一方面是由于同行冤家的不客觀，另方面賈的電影觀也不符合電影產業的全球化發展思路。就前者而言，賈樟柯的從影之路一直是偏狹的，他的電影幾乎都是以城市邊緣人的旁觀靜看來闡發一種個性化的幽思，其視域注定是狹窄的，內中附著的文化價值也很難稱得上是普適。這種狹隘反映了第六代導演的集體性文化偏執，缺乏生活磨礪和苦難感受的他們滿足于經院派的苦思冥想和自我感受。如果說這種文化需要堅守，乃是對中國文化的誤讀誤判。因為硬實力迅速攀升的中國佔據了全球化的大舞臺，它需要宏大的文化產品去適應去遠播。好萊塢電影操作為中國大片的產業化和國際化提供了成功的外輸模式。
拋開第五代導演移植好萊塢模式的形式主義，中國電影的“大片化”和市場化還是相當成功的。2006年中國內地電影票房收入為26.2億元人民幣。票房前10名中，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和馮小剛的《夜宴》為冠亞軍。將大片市場的成功視作權力和文化結合的“法西斯性”顯然不合時宜。更為重要的是中國電影開始為美國所熟知，中國電影人開始得到美國主流媒體的認可。張藝謀、鞏俐和章子怡被美國人追捧，這種人氣所集聚的文化軟實力影響是深遠的。因而，如果是賈樟柯堅守的是以自我為中心的內向狹隘文化，中國大片遠播則是讓世界了解中國的外向文化，同時還獲得了龐大的票房收入。兩相比較，優劣立見。賈樟柯所謂“大片中彌漫細菌破壞社會價值”也就十分可笑了。
更為重要的是，衡量電影成功與否不能脫離以下要素：一是本身富含的教化意義、對本民族文化的感悟和對異質文化的影響；二是票房和市場的接受程度；三是電影的娛樂功能；四是獲獎情況。這四個因素一個都不能少，文化價值只是其中的一項，如果沒有票房的支撐和娛樂觀眾的效果，縱然獲獎，所謂文化也是虛擬的。就賈導的《三峽好人》和張導《滿城盡帶黃金甲》而言，除了前者的現實主義優于後者外，其他並無可比之處。
全球化時代，文化的產業化和產業的文化化已成世界潮流。電影作為大眾文化產品，必須是民族的、大眾的和世界的，其蘊含的文化價值也必須是開放性的。中國第五代導演引進來的大片模式，雖然有諸多不足，但給中國電影接軌世界提供了良好的載體。隨後的第六代、第七代必須沿著這條文化產業之路一直往前，賈樟柯式的清高堅守是沒有前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