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雜志總編輯/馬曉霖
7月1日，被美國移交給伊拉克臨時政府羈押的前總統薩達姆將首次接受本國法官的傳喚。作為美國向伊拉克移交主權的一個組成部分，薩達姆司法羈押權的轉讓，似乎比伊拉克其他主權要素的回歸更牽動世人的視線。
因為，毀譽不一、叱吒中東20多年的薩達姆終于走到了可能是他人生的最後一個階段：由別人來裁定自己縱橫一世的功與過、罪與罰、生與死。更重要的是，薩達姆案的控辯過程將充滿變數、爭議甚至謎團，薩達姆案的宣判與執行將成為巨大的懸念。而案卷展開前，就有許多問題需要提出和解讀。
伊美為什麼要審判薩達姆？
對于伊拉克臨時政府來說，審判薩達姆意味著對薩達姆本人及其家族、薩達姆政權和薩達姆時代的全盤和係統清算，是一個破舊立新的重要契機和手段。輿論準備、搜集證據、查找證人、公開起訴和法庭辯論這個過程本身就是一個集中、全面和徹底否定薩達姆政權的政治運動和群眾運動，可以係統地、用大量事實說明薩達姆及其政權如何“禍國殃民”，如何“慶父不死，魯難未已”。
對新政府來說，只有通過充分展示薩達姆及其政權“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鐵血政策，才能反證當權新貴們當年被迫出逃，後來舉旗反叛直至今天榮歸故裏的“悲壯”；才能使曾經對薩達姆及其政權抱有好感的普通伊拉克人放棄愚忠，而心甘情願地服從和擁護新政府；才能壓縮薩達姆的鐵桿兒追隨者和各種敵對勢力的生存和活動空間，瓦解持續一年多的抵抗運動和恐怖襲擊，使國家恢復穩定，使新政權得到鞏固。
薩達姆的律師團認為，美國把薩達姆等人移交給伊拉克違反了國際法。他們主張，隨著美國對伊拉克佔領的結束，薩達姆等作為戰俘應該獲釋，由他們自主選擇寄居地，並應該得到佔領當局和聯合國的保護，而不是讓新政權審判。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一位發言人則認為，作為伊拉克的佔領方，美國有權決定如何處置薩達姆。
暫且不討論美國有無正當理由和法力將薩達姆等人列為戰犯或處置他們。對于美國而言，審判薩達姆的意義在于可以向全世界證明：雖然美國在伊拉克沒有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也沒有找到薩達姆“勾結”本·拉丹暗算美國的證據，但美國“歪打正著”地為伊拉克人鏟除了“暴君”，為海灣地區拔除了“禍根”，而證明薩達姆是“暴君”和“禍根”的證據將在伊拉克人的法庭上由伊拉克人自己提供。
按照美國人的邏輯，指控薩達姆有罪的行為本身就能證明美國發動這場戰爭——“自由伊拉克行動”有足夠的道德基礎。同樣是把薩達姆“妖魔化”，美國人搞和伊拉克人自己搞，其性質和效果完全兩樣。
公正審判的法律環境與條件是否完全具備？
伊拉克已經組成了臨時政府，獲得了聯合國安理會第1546號決議的認可，繼承了前政府與多數國家建立的外交關係，並得到部分斷交和敵對國家的承認（如美國、澳大利亞、丹麥和科威特等），而且接受了佔領當局移交主權的法律文件。因此，它具備作為伊拉克唯一合法代表的國際法法人地位，自然也就獲得了管轄、依法羈押和審判本國公民的資格。
早在去年年底薩達姆被俘以前，審判薩達姆和其他前政權軍政要員的“特別法庭”就已成立，而且選定了法官和律師。據悉，這個法庭還將邀請國際法律專家擔任顧問。
然而，僅有司法權和司法機構是不夠的，啟動司法程序的關鍵還在于對薩達姆等人的指控和審判依據什麼法律條文進行？是依據薩達姆政府時期的原有法律，還是美國佔領當局頒布的法律？或者是國際法和戰爭法？這恐怕是個根本性的問題。既然美國宣稱新伊拉克是個民主與法制的國家，任何指控和判決就必須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而不是根據輿論、控方、判官、當權者或者某些外國政府的主觀願望斷定是非曲直，否則，任何判決都難以讓當事人服氣，也無法讓公眾和輿論接受。僅法律依據這一點就非常復雜和麻煩。
伊臨時政府總理阿拉維已經表示將沿用原有法律，並恢復被美國佔領當局中止的死刑律，果若如此，新伊拉克在法律制度方面豈不是“新瓶裝舊酒”，繼承了薩達姆政權的法律體係。司法體係是一個國家政治制度和統治機器的核心組成部分，如果推翻了薩達姆而不改變其賴以維持統治幾十年的司法體係和制度法規，新舊伊拉克又有多大區別？既然審判薩達姆這樣的曠世大案都以舊刑律為準，今後審理所有案件是否都要沿用舊律？
如果為了救急而沿用舊律，判決薩達姆後再廢舊立新，豈不是對薩達姆的不公平？沿用舊法律顯然將引起巨大爭議，採用佔領當局留下的律條在政治層面上存在問題，在技術層面上更是未必細致到可以適用薩達姆一案。單純以國際法為準更麻煩：是否需要放棄司法主權，把薩達姆送上國際戰爭法庭或刑事法庭？如何組織這樣的法庭？等待大選產生的新立法機構制定新的法律，起碼要等待一年以上……或許正因為如此，阿拉維也冷靜地表示，審判薩達姆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未來幾個月內很可能無法進行。
是公開審判還是秘密審判？
一位伊拉克官員曾經透露，特別法庭將審理自1968年7月薩達姆上臺執政到2003年4月被推翻下臺期間所犯下的屠殺、反人道罪及戰爭罪，其中包括對北方庫爾德人使用化學武器、殘酷鎮壓南部什葉派穆斯林、對伊朗發動持續8年的戰爭以及入侵並佔領科威特等。
阿拉維宣稱，對薩達姆的審判將是公開的，薩達姆等人將獲得辯護權，不會被迫做不利于自己的供詞，並有權保持沉默。同樣，許多國家、國際組織和人權機構也希望對薩達姆的審判是透明和公開的，以便讓世界輿論監督審判的公正，也讓薩達姆及其受害者都心服口服。
但是，問題並沒有那樣簡單，因為薩達姆作為主政20多年的最高領導人，他掌握了所有的國家核心機密，包括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秘密交易與合作。就薩達姆政權對內鎮壓而提出的指控可能相對容易處理，但是，涉及兩伊戰爭和侵佔科威特的指控就可能變得非常復雜。
比如，在兩伊戰爭期間，不但相當多的阿拉伯國家向伊拉克提供了道義和物質支持，包括美英在內的部分西方國家也向伊拉克提供了決定戰爭進程的珍貴情報和先進武器。指控薩達姆發動兩伊戰爭，要不要同時指控相關國家的領導人？包括曾在1983年訪問巴格達並會見薩達姆的時任美國總統中東特使拉姆斯菲爾德？
又比如，關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西方媒體一直有個說法：薩達姆是受到美國暗示甚至唆使後才發兵南下的。薩達姆被俘後也曾威脅要披露美國在伊拉克發動對外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指控薩達姆有罪，是否要澄清當時的一些事實，證明美國與入侵科威特有關或無關？是否可以傳喚戰爭爆發前夕會晤薩達姆的那位美國女大使？
再比如，薩達姆在兩伊戰爭和鎮壓庫爾德人過程中被指控和證實使用了化學武器，進而違反了國際法，但是，幫助伊拉克研制化學武器的西方國家公司老板甚至政府領導人是否也應該作為同謀而出庭受審？
如果公開審判，伊拉克的大量國家機密可能曝光，薩達姆政權與其他國家之間的私下交易也將泄漏，這個結果可能是伊臨時政府和某些國家領導人根本不願意見到的，而薩達姆家族邀請的20名國際律師也不是吃幹飯的。退而言之，即使薩達姆無法將某些外國領導人拖下水，他把法庭當作講臺，像米洛舍維奇在前南國際法庭上自我辯護那樣，痛斥美國和政敵，其政治和宗教宣傳引起的衝擊波肯定就不是法庭四壁所能禁錮的了。
如果秘密審判，則達不到美國和伊拉克臨時政府設計的“宣傳”效果，薩達姆政權的受害者也會咽不下滿腔怨憤，甚至會擔心薩達姆的辯護團通過秘密交易使其逃脫制裁或免于一死。
誰將指控薩達姆？誰敢出來舉證？
被國際法委員會列為違反國際法的罪行是：反和平罪、戰爭罪、反人道罪和滅絕種族罪，這4大罪行各有詳細的行為規定。部分法學家認為，對照薩達姆執政時期的表現，他可能無一可以逃避。
對于薩達姆對內所犯罪行的指控，似乎可以由臨時政府作為公訴方進行。但是，薩達姆案的麻煩還在于它同時是一樁跨國大案，不但伊朗和科威特準備指控他，據說美國和以色列，甚至黎巴嫩的部分公民也要指控他。顯然，伊拉克臨時政府組成的是個國內法庭，能否受理和如何受理外國政府和公民的指控都是問題。
更麻煩的是，兩伊戰爭涉及兩國間的領土糾紛、宗教矛盾和民族恩怨，不是簡單的個人行為問題。伊科衝突也多少涉及雙方的歷史領土糾紛。美國雖然可以指控薩達姆政府當年指使刺殺訪問科威特的老布什，但是，它毫無道理地入侵並佔領伊拉克本身就違反了國際法。以色列要指控薩達姆在海灣戰爭中用導彈襲擊特拉維夫等大城市，並煽動和資助巴勒斯坦人的自殺式爆炸襲擊，但薩達姆會拿1981年以色列無端空襲伊拉克炸毀其核反應堆說事。黎巴嫩部分什葉派活動分子打算指控薩達姆政權曾經拘押和對他們進行肉體折磨，但這又涉及外國公民是否應該遵守東道國法令和管制的問題。
麻煩還不止于此，正如某些西方法律學家所言，知道某人有罪是一回事，指控和證明其有罪則是另一回事。指控一個人犯罪，只有物證而沒有人證，在法律上是不能成立的。審判薩達姆的另一個難點是誰敢出來作證？誰願意接受傳喚？
據報道，薩達姆的親信、前副總理阿齊茲將出庭擔當控方證人，作為回報，他本人可以被免予起訴。消息說，阿齊茲正在“考慮”這個條件。對于已經68歲且掌握大量秘密的阿齊茲，花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保護他是劃算的，而一般人則未必能享受這樣的特殊待遇。在伊拉克恐怖活動頻繁，綁架、暗殺、爆炸防不勝防，人人自危的安全形勢下，有多少普通人敢于公開出庭作證？即使是確保特別法庭不受敵對分子騷擾和襲擊都已經很困難了。
能否對薩達姆“刀下留人”？
審判薩達姆，人們關心的並不是過程，而是結果，是薩達姆的死活。多數伊拉克臨時政府官員公開地、反復地表示，不殺薩達姆不足以平民憤，不足以告別那段黑暗的歷史。最新民意調查也顯示，多數的伊拉克民眾也希望處死他們的前總統。
國際上有關薩達姆命運的立場也是涇渭分明，這種態度從某種意義上說，超越有關倒薩戰爭的分歧。美國總統布什幾次公開表示，薩達姆“該殺”，美國的“副警長”澳大利亞領導人也幫腔說，薩達姆不殺不行；伊拉克的宿敵伊朗公開讚成向薩達姆索命。美國的伊戰夥伴英國反復重申反對處決薩達姆；與澳大利亞一水之隔的新西蘭也呼吁給薩達姆留條命；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則旗幟鮮明地反對從肉體上消滅薩達姆。
阿拉維曾說過這樣一段話：伊拉克新政權將通過對薩達姆的公證審判“把這段黑暗的歷史拋在背後，向著民族團結和解的目標邁進”。應該說，如何處置薩達姆的確關係到能否讓伊拉克翻過歷史的一頁，並實現民族和解。因為薩達姆的所作所為，的確造成了遜尼派和什葉派新的不和，造成了阿拉伯人與庫爾德人的敵對，造成了復興社會黨百萬黨員與非黨民眾的隔閡。但是，殺了薩達姆就能彌合這些傷口嗎？就不會造成新的民族和解與團結障礙嗎？這恐怕是伊拉克臨時政府、特別法庭法官們都要考慮的問題。
當然，佔伊拉克全國人口比例80%以上的什葉派穆斯林和庫爾德人以及當權的海歸派均對薩達姆苦大仇深，因此，單論民意，薩達姆被判死刑恐怕是八九不離十。最大的懸念在于：薩達姆的死刑判決能否得到執行？薩達姆會不會因意外變故而免于被起訴、被判處死刑和被執行死刑？
處置薩達姆，有個現成的案例可以參照：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領導人奧賈蘭，因領導分裂主義運動並導致上萬人死傷，被土耳其國家安全法庭以叛國罪判處死刑。但是，考慮到歐盟反對死刑的巨大壓力，考慮到瓦解庫爾德分離主義運動並淡化奧賈蘭的影響，考慮到與庫爾德人特別是奧賈蘭追隨者實現和解，土耳其至今沒有對其執行死刑。而其他國家對涉罪前高級領導人判處死緩或從輕發落的案例也存在。
部分反對處死薩達姆的人士認為，薩達姆一旦被處決，將成為反美勢力和仇美分子心目中的大英雄和“烈士”，無疑成全了薩達姆，效果反而糟糕。部分西方國家反對處決薩達姆，主要是從人道主義的角度考慮，因為廢除死刑和減少死刑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接受，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大趨勢。
說到底，是否判薩達姆死刑，是否執行，取決于伊拉克臨時政府的決心，取決于國際輿論的向背和相關國家的幹預，也取決薩達姆及其家人和律師團與各方的幕後談判。
當然，如果薩達姆因為“突然死亡”，或者身患絕症將不久于人世，或者神經失常，或由于其他原因導致審判無法公正和有效進行，都將有可能使他在控辯、判決和執行判決的不同環節和階段逃脫一死。
（新華網·《環球》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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