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升
編者按：“地域文化”是如何被“塑造”出來的？它與國家文化又是何種關係？史學界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程美寶教授在她這本考查“廣東文化”形成歷史的牛津博士論文中，勾勒出了這樣一段歷史：近代“地域文化”話語的建立，也是近代中國國家觀念從“天下”轉移到“國家”的過程，讀書人在國家意識和地方關懷的二重奏中，不斷加入自己的聲音，在地方文化與國家文化之間建立起復雜的關係。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文化是個筐，什麼都能裝”。無論政治的、經濟的還是社會的問題，國人都試圖在文化上找原因。文化決定論者斷言，不改造文化，中國沒有出路；而制度決定論者則認為“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關鍵在于制度。但無論觀點如何交鋒，他們眼中的中國文化大體是固定的、實在的事物。但真的存在一個有固定內涵與邊界的“中國文化”嗎？人們所謂的“中國文化”是否只是一套敘述呢？
《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一書試圖挑戰我們對于“文化”的刻板印象，作者程美寶在該書中以“廣東文化”為例，把晚清以來中國的“地方文化”看做一個命題、一種敘述，探討在不同的時代，在怎樣的權力互動下，不同的內容如何被選取填進某個“地方文化”的框框。
本書是作者根據其在牛津大學的博士論文寫成的。按照學界的慣例，博士論文應該“小題大做”，本書選擇的研究題目不能算“小”，但做得不可謂不“大”，其處理的主題包括了地域、文化、知識分子，以及民族主義思潮，足見作者視野之寬，而本書也基本代表了國內青年歷史學者的最高水準。
定義“文化”
如今我們張口就來的“文化”一詞，只是到了19世紀末以後才有了我們今天理解的涵義。之前雖然古籍裏已經出現了“文化”的說法，但意思與今殊為不同。甲午戰爭之後，與其他許多日譯西方詞匯一樣，先是日本人從古漢語中借用“文化”一詞來翻譯西方的概念（culture），之後，中國人又將這個提法引入中文。由于譚嗣同、黃遵憲、梁啟超和嚴復等人經常使用，“文化”一詞逐漸風行，成為當時士人的常用詞匯。
但“文化”的概念始終充滿歧義。很多學者都試圖去定義它，但他們的努力只是增加了它的含混性。後來學者簡又文開始用空間的界限去限定文化，提出“一地域有一地域的文化”，認為中國存在著各種以地域為區分的文化體係，于是 “廣東文化”的概念開始浮出水面。但“廣東文化”究竟是什麼，卻經常變化，很大程度上在于粵地士人們的選擇。對于今天的研究者來說，追尋這樣一種文化觀念如何在具體的歷史過程中形成，並在特定的歷史場景中展現，是很有價值的課題。
解構“地域文化”
無論學界對“後現代主義”的評價如何聚訟紛紜，如今西方史學的前沿是後現代主義，它也確實為我們開啟了一些新的研究視角。後現代主義認為很多事物並不是存在而被發現的，而是被後人發明的，只是一套“話語”，是各種權力關係的表徵。這就從“本質論”轉向了“建構論”，具體到地域文化，即認為某種“文化”被定義與宣示，實際上經過了一個建構的過程，是統治者、被統治者、中央勢力、地方勢力、文化人、研究者等各種力量之間的討價還價。這個定義與再定義的過程是沒有休止的對話，深刻地受到了不同時代的知識結構、權力和政治的變動所規范。
晚清以來，廣東的士人在定位國家與地方之間始終存在著緊張。一方面，士人要論證廣東雖然地處邊緣，仍然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才符合“大一統”的意識，同時證明廣東並非蠻荒不文之地，而是接受了國家文化的教化；另一方面，廣東之所以是廣東，又得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不能完全等同于國家文化。因此，在定義“廣東文化”時對分寸的拿捏，讓士人們頗費思量。有意思的是，作者發現，廣東與中央關係越是疏離，士人就越是積極強調兩者的同根同源，這個悖論長期貫穿了中國歷史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本書的研究也讓我們看到，國家文化與地方文化的張力，具體而微地體現了清末民初中心與邊緣的關係。
“國家”的文化
晚清以來，中國讀書人面對“亡國滅種”的危機，傳統的天下觀念開始演化為現代的國家觀念，民族主義開始勃興為新的政治意識形態。在中國士人們自覺地從傳統士大夫向現代知識分子轉變的過程中，如何改造文化，以充實現代“國家”的觀念，成為晚清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要關懷。“國家”這個概念雖然外來，但之所以是“中”國，則必須是獨特的，本土的。在當時的士人們看來，中國上層文化已經朽腐，可西洋文化畢竟姓“西”，于是提倡走到群眾中去，吸收新鮮的養分，以改造中國文化。因此，在中國士人們重新定義中國文化時，地方文化的定義與改造也進入了他們的視野。
國家觀念的研究是近年來學術研究的熱點。受建構論的影響，學者們認為“國家”這個概念不是本來就有，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只是通過儀式、教育、歷史的寫作的各種機制，才逐漸滲透進國民的意識，影響了他們的信念和行為。在本書中，作者也細致地勾勒出了地域文化與民族主義思潮之間的呼應，粵地士人如何通過對“廣東文化”的定義與再定義，為民族國家這個理念服務，為民眾對于“國家”的想象提供一套似乎合理的解釋。
史家嚴耕望嘗言治史應“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書，說人人所未說過的話”。程著以“建構論”來看地域文化，挑戰了既往的舊觀點，頗說了一些他人未說過的話，也給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研究框架。但“建構論”的局限在于否定事實過多，容易走向虛無。試想，如果沒有那些客觀存在的器物與文字，虛構的地方文化，如何能為他人所接受？畢竟文化還是不能無中生有。而程美寶對華人歷史學者關于民族主義的學術成果也缺少應有的關注，如孫隆基關于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的討論、沈松僑關于民族英雄係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之間的關聯的研究，以及王明珂對于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的探討，都沒有能夠進入作者的視野，不能不說是個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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