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媒體對中國的歪曲報道，在今年上半年一度達到高潮。圖為中國留學生在法國抗議西方媒體歪曲報道。

常常“以一對四”的鄭若麟，成為了法國人認識中國的一個符號。 鄭若麟/供圖

    “德國之聲”的華人記者張丹紅的職務變動，正在中德輿論界鬧得滿城風雨。因為“政治不正確”而遭遇“停職”，繼而又被老東家更正為“暫停播音”。接下來“德國之聲”的“調查”該如何演變，人們正拭目以待。
    在歐洲部分媒體“反華”的背景下，很多中國記者和留學生，都在力所能及地向歐洲人呈現一個真實的中國

鄭若麟：我在法國電視臺唇槍舌劍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鄧媛發自北京 “德國之聲”中文部副主任張丹紅因“親華言論”被停職一事傳到鄰國首都巴黎時，上海《文匯報》常駐巴黎記者鄭若麟有些驚訝。此前的8月26日，他剛剛撰寫了一篇題為《奧運落幕，中國重新成為攻擊目標》的博客。但他沒有想到，德國媒體會以“停職”的少見方式，這麼快、這麼直接地表達出對“中國聲音”的不滿和忌諱。
    盡管有點意外，但有著近二十年駐外記者生涯的鄭若麟，對西方媒體一貫秉持的“中國偏見”卻早已司空見慣。在今年西藏“3‧14”事件後，鄭若麟頻繁地出現在法國電視臺的各類辯論節目中，為“中國真相”大聲疾呼。在海外華人眼中中，這位常常“以一對四”、“不時被主持人打斷”的中國辯手已然成為了法國人認識中國的一個符號。

歪曲報道蒙蔽法國人

    1990年，鄭若麟開始駐巴黎採訪。他從20歲時學習法語，在他的父親，著名文學翻譯家鄭永慧先生的影響下，對這個推崇“自由、平等、博愛”的國度非常向往。但真正身臨其境後，鄭若麟發現，法國人其實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朋友並不友好。
    “他們總是表現出一種傲慢。”鄭若麟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中國的經濟水平尚不發達，于是中國記者並不受法國人尊敬，自己的採訪就經常遭遇“閉門羹”。
    十年後，當鄭若麟二度被派駐巴黎時，採訪環境大大改善，有時甚至是“法國的部長自己找上門來要求採訪”。但另一方面，中國的快速發展也開始讓西方感受到“威脅”。
    鄭若麟看到，當包括法、德在內的歐元區面臨經濟、政治和社會種種困難之前，主流輿論往往認為它們的體制是“最不壞”的。“然而，當中國連續數年兩位數的經濟增長使西方對自己的自信逐漸產生了懷疑。這對西方主流思潮來說，是極具震撼的。”鄭若麟說，當西方無法從經濟上指責中國的發展時，媒體便擺出了“道德教訓者”的姿態，打著“民主”、“人權”等旗號，對中國橫加指責。
    鄭若麟表示，在西方媒體眼中，中國的“人權”和“民主”始終是“政治不正確”的范疇。而時至今日，雖然法國人對中國一直興趣盎然，但西方媒體的報道往往令法國大眾無法真正了解中國。
    不過，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鄭若麟一直沒有放棄尋找機會。他用法語在一些法國報刊和網站上撰寫有關法國大選和政治的評論文章，其新穎的觀點和精確的判斷首先讓法國同行們注意到了這位見解獨到的中國媒體人。

“我要講出真相”

    2008年3月19日，法國電視五臺國際頻道主編茜爾維‧布蕾邦邀請鄭若麟參加23日一個類似時事辯論會的《報亭》節目，布蕾邦事先提醒鄭若麟：“這次你要小心了：我們要談拉薩騷亂，要談日漸叫響起來的抵制奧運的建議。”
    鄭若麟深知，按照法媒“談中國必然負面”的傳統，自己上節目一定是被當作“靶子”，一旦發表支持中國的言論便被“千夫所指”。但是，自3月14日西藏發生“打砸搶燒”暴力事件以來，明明是“無辜群眾在拉薩騷亂中被極少數暴徒殘殺的事實”，卻在法國媒體上變成了“中國軍隊殘酷鎮壓”，而達賴喇嘛更一躍變成了在中國受到迫害的“聖人”。鄭若麟咽不下心中這口氣，他想，一定要將“拉薩真相說出來”，擦亮法國民眾的眼睛。
    于是，在一個小時的直播節目中，鄭若麟“以一敵四”，接受其他記者的輪番“圍剿”。對“中國軍隊鎮壓藏民”的指責，鄭若麟義正辭嚴地駁斥：“這是漢人遭到少數犯罪分子的殘害！為什麼不公布法國遊客奧雷利在博客裏詳述的3‧14目擊記？”盡管屢次被主持人打斷，但鄭若麟堅持著將“暴亂者殺害平民”的真相陳述出來。“我堅信，全球電視觀眾未必都是‘政治正確’的信奉者。”他在節目中這樣說道。
    節目做完後，《報亭》主編向鄭若麟轉發了來自加拿大電視觀眾的電郵：“今日‘報亭’節目甚佳……讚賞那位中國記者。”“他以他的方式向我們證實了，如果我們想真正做到客觀公正的話，我們必須在對任何事務提出批評之前，首先要深入了解相關事務，理解在一種文化背景下發生的事件的所有細節……”
    之後，鄭若麟又陸續參加了《巴黎無聖火》等多次電視辯論節目。在辯論現場，他利用有限的時間，言辭犀利地痛斥“藏獨”分子在海外襲擊火炬手的罪行和西方媒體的對華歪曲報道。“你拿得出證據嗎？”鄭若麟經常令信口說白話的對手啞口無言。
    鄭若麟在法國電視臺上的精彩表現，受到了法國華人與留學生的熱捧。幾次辯論下來，鄭若麟都能從網上看到他的發言全文。很多華人致電感謝鄭若麟：“你為我們出了一口惡氣。”4月27日，鄭若麟再次參加《報亭》節目時，收獲了一個出乎意料的“驚喜”。節目中的4位外國記者都支持中國辦好奧運，並對部分西方國家借西藏問題攻擊中國非常不以為然。後來，這些記者私下告訴鄭若麟，他們多次看他的節目，正是通過鄭若麟的觀點，他們才發現了事實真相。

“張丹紅不會是最後一個”

    越來越多的法國友人及同行的支持，讓鄭若麟備感欣慰。不過，在他看來，要想使西方媒體客觀公正地報道中國，還有漫長的路要走。
    鄭若麟告訴《國際先驅導報》，在西方，新聞自由除了受法律限制外，還受到另一道紅線的規避，即“看不見的‘政治正確主義’”。“比如，達賴在法國就被劃入了‘政治正確’的紅線之上。于是，對達賴的報道就只能以‘正面’為主。達賴到法國遭到抗議示威的新聞，在法國主流媒體上不見一字。”鄭若麟說。
    他認為，德國媒體如果僅僅是長期對華偏見的話，應該歡迎張紅丹的“糾偏”之舉。而“停職風波”恰恰說明，客觀報道中國在法、德等一些歐洲國家已經變成“政治不正確”的范疇，因此，誰客觀地報道中國，就有可能遭到壓力，甚至被封殺。他說：“張丹紅並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在鄭若麟眼中，法國媒體之所以邀請他參加辯論節目，不意味著法國輿論已經從總體上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相反，他們只是需要有不同的聲音，來使他們對中國的報道顯得‘客觀、全面’。”鄭若麟說。
    “我和其他出現在法國電視臺的中國人僅僅起了有限的作用。”鄭若麟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但我們的觀點卻在影響著一部分人。一個特別需要強調的現象是，看過我節目的法國人，很多都支持我的觀點。我想，這就是改變。”

歐洲為何拒絕傾聽中國聲音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曉德發自北京 提起最近媒體上鋪天蓋地的“張丹紅事件”，林娜（化名）的反應不像“萍聚社區”的華人網友那樣激烈，除了通過網絡了解相關信息外，她並沒有參與網友的討論。“德國大多數媒體就是這樣，指望他們對中國說好話是不可能的。”
    “張丹紅事件”其實只是“中國聲音”遭遇歐洲輿論界“銷音”的典型案例之一。
    林娜告訴《國際先驅導報》，北京奧運會舉辦期間，她還看到有一家德國人窗戶外挂著“藏獨”的雪山獅子旗。“那都是媒體的功勞，好像支持‘藏獨’就是在捍衛人權似的。”而在國內曾到過西藏旅遊的林娜卻記得，當年離開貢嘎機場前她還喝了陌生藏族同胞遞給她的酥油茶，“事實遠不是德國媒體宣傳的那樣”。

中國留學生遭遇“媒體圍剿”

    但身在德國，林娜卻不得不每天生活在關于中國報道的謊言與煽動之中。今年3月西藏發生的那場風波過後，切身的體會更是讓她終生難忘。
    “一次乘公交車，看到我的東方面孔後，一個德國婦女就拿著刊登西藏暴力事件的報紙衝著我吼。”那一次，林娜和這個女人展開了辯論，告訴她那不是事實，但對方就是聽不進去，一直到下車後，這場爭論才宣告結束。
    與林娜相比，已在法國留學6年的李洹則是主動出擊。“他們總是說中國沒有人權，但我們只看到國內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他們這麼說顯然沒道理。”李洹就開始主動給法國媒體、議員，甚至包括一些研究機構寫信，向他們講述自己見到的真實的中國。這種努力終于收到了反饋，法國電視二臺邀請他到節目中去辯論。
    那是3月29日，一個戴著眼鏡的中國人出現在法國電視二臺。“我就跟他們說，新聞到底要遵守什麼樣的職業道德，需要客觀公正地去驗證你的信息，你的評論要客觀中肯，這是基本的職業道德。”李洹對《國際先驅導報》回憶道，當時他沒直接提西藏問題，而是質問那個法國駐華記者到底看到了什麼？“無辜人在被另外一些人打和殺，你為什麼不說是暴力而說是和平示威，你給我看一眼照片或視頻，所謂的血腥鎮壓，你給我看看。那個記者當時坐立不安，只說‘我們有可靠信息’。我說你的可靠信息是誰提供的？你不能找個敵人來說，那根本不是中立的客觀的說法。”
    “張丹紅事件”發生後，一名在德中國留學生更是極度失望。“我很替張丹紅不平，更為中國受到德國如此對待而憤怒。”另一個留學生則在論壇裏寫道：“看看吧，接下來就該是‘德國之聲’說張丹紅並沒有真正停職務只是調動崗位，然後威逼利誘她寫個聲明說她很好，然後就開始炒作中國方面怎樣挑撥離間宣揚民族主義，中國人多麼極端可怕……”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該網友發表上述評論不久，“德國之聲”就在中文網站上發表了“聲明”，否認張丹紅“被解職”。

筆下離不開“中國陰暗面”

    當張丹紅因在德國電視二臺的“脫口秀”節目中的言論遭遇德媒集體發難時，德國《柏林晨報》的一名記者正在向本報駐德國記者了解北京的情況，他將到北京報道奧運會。
    “我在德國議會碰到他，他就問到在北京租房子的問題。”吳黎明介紹說，這個記者後來到了中國，除正常的報道外，還在《柏林晨報》上寫“記者手記”類的隨筆。其中他多次提到沒想到中國人這麼熱情，剛認識的中國朋友有的請他參加婚禮，還有的請他吃飯，幫他找“鳥巢”附近的房子。“西方強調個人主義，他根本沒想到中國社會這麼富有人情味。”一個德國專家在奧運會前也告訴吳黎明，奧運會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可以讓西方媒體看到一個真實的中國。
    但他們顯然太過于樂觀了。《柏林晨報》的記者雖然開始寫的文章特別正面，但一涉及到政治問題、人權問題，調子立刻就變回了原有的軌道。“他們在奧運報道的時候就是這樣，只要稍微發現中國的一些‘問題’，就馬上開始轉而揭露所謂‘陰暗面’。”吳黎明說。
    德國媒體的表現也印證了吳黎明的判斷。在轉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時，德國電視一臺的解說員就攻擊北京奧運會是政治秀，稱在華麗的幕後掩藏的是對藏人的“血腥鎮壓”。本報駐德國記者時翔還注意到，惹出“張丹紅事件”風波的德國電視二臺，更是在一檔奧運節目中攻擊中國體操女運動員是“黃色的羊”（在德文中“羊”是罵人的話），無端指責中國運動員虛報年齡。

“我寫成這樣已經不容易了”

    其實，一些西方記者對自己在報道中國時扮演的角色也心知肚明。
    今年5月15日，達賴喇嘛開始了對德國為期6天的訪問。本報記者吳黎明也在當天到了達賴在波鴻新聞發布會的現場，並現場提了一個問題，直接導致達賴從氣急敗壞到低聲狡辯的轉變。
    當時吳黎明向達賴提問的原話是：“你老是說不尋求西藏獨立，只尋求真正自治。但是，我有一個問題，不久前你派往中國談判的首席談判代表是你的私人代表甲日‧洛迪，我從網上查了‘藏青會’的網站，發現甲日‧洛迪是藏青會的創始人之一。‘藏青會’網站明確寫明其宗旨之一是‘不惜犧牲個人生命為西藏的完全獨立而奮鬥’。你派了一個‘為西藏獨立而不惜犧牲自己生命’的人去談判，這是否與你‘不尋求西藏獨立’的說法相矛盾？第二，你說的西藏自治是指你們提出的‘大藏區’還是目前的西藏自治區？”（相關報道見本報5月19日報道）
    那場發布會後，眾多記者蜂擁過來採訪吳黎明，並在隨後發表了一些報道。“大部分德國媒體當時的報道都比較正面。”而其中德文版《金融時報》記者的電子郵件，更是讓吳黎明印象深刻。“他的原話大概是說，‘你知道，我能寫成這樣已經很不容易了’。話外音就是，按照他所在媒體的價值觀念和他個人對西藏問題的理解，實事求是地客觀報道中國記者與達賴的爭論其實已超出底線。”
    對于達賴本人，長期跟蹤西藏問題報道的吳黎明表示，他非常善于應對媒體。最重要的是，他在西方媒體和中文媒體面前往往是兩套說辭，“見什麼人說什麼話”。

不懂中文的“中國問題專家”

    從2003年到布魯塞爾常駐，到現在在德國工作，迄今已經5年的駐外經歷，讓吳黎明有更多的機會審視西方媒體的對華報道。
    “我覺得西方的媒體環境一直就是這樣，對中國報道來說，他們就是站在西方的核心價值觀念上看中國。”吳黎明表示，由于很多媒體根本不了解中國，這導致媒體和讀者都是通過駐華記者的文章來了解中國，而這些記者寫的文章能夠發表出來也要得到編輯部的審核，“因為他們對中國和亞洲畢竟是有偏見的”。
    2005年中國通過《反分裂國家法》後，時任外長的李肇星到訪歐盟，當時歐洲關于《反分裂國家法》的批評之聲不絕于耳。在門口等候採訪的時候，吳黎明與法新社和路透社的記者有了一段短暫聊天。
    “我就問他們，你們說《反分裂國家法》就是‘動武法’，你們到底看沒看過《反分裂國家法》原文？他們說沒看。我說沒看怎麼有資格寫長篇大論呢？他們說沒時間看，得出的結論都是根據北京的同事發回的內容來闡述的。”這段對話讓吳黎明非常感慨，“從西方記者涉華報道的素質來說，很多人壓根是不稱職的，首先是就知道跟風。當然還有價值觀念的問題，他們有自己的考慮。”
    不只是報道中國的西方記者，包括一些自稱的中國問題專家，也多半對中國的了解一知半解。到德國工作後，吳黎明接觸的多是學者的圈子，這些人屬于歐洲的精英階層。“你和他談，他們雖然有的是研究中國的專家，但是他們的看法是非常過時的，不能把握中國的發展脈搏。”這些人很多不會講中文，研究資料全部是來自當地媒體的二手資料，最後得出的成果可想而知。
    就這樣，或是出于對中國的偏見，或是出于無知，或是出于所謂“政治正確”，歐洲媒體頻頻拒絕傾聽“中國聲音”。“不過這種情況正在改變，因為美國人比歐洲人要更了解中國，他們之間的合作更多了。”當然，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在海外站出來，發出越來越多的中國聲音，也讓越來越多的西方人了解到真實的中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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