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朝陽區委宣傳部部長王少峰日前透露，朝陽區將為中央電視臺等入駐的媒體機構，提供交通路網、周邊環境、專業技術、配套設施等一係列的服務。比如住房，可以由政府出面協調有關開發企業，採用團購的形式低價購房，對央視的骨幹人員提供較便宜的住房；對于骨幹家屬的就業問題，朝陽區會提供合適的就業崗位。(《新京報》12月14日)
這是又一則政府濫施權力、嚴重越位的典型案例。當前，這種非正常的例證似乎成為了現實生活的常態，不時地刺激公眾神經，並挑釁社會生活秩序。去年9月，重慶公安機關出臺了十條服務經濟發展的措施，明確提出將為128位知名企業家提供專門保護，通過“保護知名企業家聯絡辦公室”，協調各級公安機關和各警種，保護企業領導人尤其是知名民營企業家的生命財產安全。如果剔除這兩個事實之間的現象差別，事情的實質幾乎沒有任何不同，都是利用手中的權力在調度社會各種資源，給某個特殊階層或人群提供超出社會一般水平的公共服務和經濟社會條件，目的都是為了吸引資本和精英進駐本地。
毫無疑問，這種以行政力量進行資源傾斜的做法，會人為制造社會的“馬太效應”。握有公共權力的部門，本應該利用行政力量進行社會各種資源的再分配，從而讓整個社會更加具有和諧的因子。但是，現在很多政府部門卻一直在幹“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的事情，並且還有像朝陽區張富生這樣的人大代表提出，“為某些企業服務和為公眾服務之間並不存在矛盾”。
可事實正好相反，越是富人，政府提供的服務就越多，越是窮人，政府提供的服務就越少。按照常理來講，依據央視人員現有的收入水平，央視骨幹人員至于買不起房子嗎？更何況，即使是央視骨幹人員團購房屋，也是他們根據自己的購買規模，與開發商進行議價，政府沒有義務也沒有權力替他們與開發商協商。政府以行政力量與開發商砍下的價格用什麼來補償？顯然，其中潛藏著權力尋租的極大可能。
政府存在的合法性重要來源之一，是要為整個社會提供公正的秩序與平等的機會，而不是以公共權力打亂社會的運轉秩序，更不是為各個階層制造人為的社會不公。和諧社會不應該有特殊階層的存在，即使存在不可避免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差異，也不能存在社會權利與公民權利的差異。
法律面前，公民權利一律平等。每個人都是這個國家的公民，政府是所有納稅人供養的社會機構，每個人都應該享受到政府均等的服務機會。政府要做的是讓每個公民都能體面而尊嚴地生活，是讓富人不至于跋扈，讓窮人不至于不能活命。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社會，貧富懸殊已經足夠讓人警醒，政府更多的力量應該是救濟社會弱勢群體，而不是給那些特殊階層忙著提供超出各種超標準服務。
(作者係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微言 )
新聞鏈接：北京朝陽區政府規定央視骨幹人員可低價團購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