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法檢係統嚴重缺人。”陜西省吳起縣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杜安平說，老的一批要離退，新的一批又補充不進來，這個問題現在是越來越嚴重。
安徽省檢察官中不滿35歲的只佔9%；檢察院人才流失嚴重，不少檢察官辭職當律師，有的流向沿海地區檢察部門。
……
對于這樣的報道，人們已經習以為常。
來自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數據表明，2001年至2005年，全國基層檢察院共辦理職務犯罪案件、審查逮捕案件、審查起訴案件、民事行政案件6160896件，年平均1232179件。案件數量除2002年比上年下降2.41%外，2003年至2005年分別比上年上升了2.53%、4.07%和5.29%。
然而，檢察官人數並沒有隨著案件數量的上升而上升。目前，全國檢察機關擁有近16萬人，其中具有檢察官職務的近11萬人。逐年上升的案件，使得一線辦案的檢察官承受著越來越大的工作壓力。
案多人少造成的另一個後果是，部分檢察官心理健康狀況令人擔憂。
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人民檢察院不久前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在保證不出現冤、假、錯案的壓力下，在工作量超負荷運轉的情況下，在各種新型犯罪的出現，使得案件的定性以及證據的認定有著許多不確定因素的情況下，在工作和家庭雙重壓力下，部分檢察官出現了心理健康方面的問題。
“讓我分身有術吧！”一位過生日的檢察官在生日蛋糕前許下了這樣的願望。
（杜萌）
幾分鐘的事幾天才完
郝忠，42歲，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偵查二處處長，曾在批捕、法紀、起訴、反貪等多個部門工作。
我們辦案子講的是抓住最佳時機，一旦錯過，後果就嚴重了。
有一天，都下午兩點多了，接待室來了一個人，是舉報單位裏有人挪用公款的。
舉報線索非常簡單。除了舉報材料中描述的通過審計發現的基本事實以外，銀行證據、證人證言，都沒有。多年的直覺讓我意識到：這個案子必須馬上辦！打電話，叫人！
不大一會兒，全處15個人在第一時間聚集在六層的一間會議室裏。主管檢察長孫長柱親自坐鎮，迅速講明案情後，所有人放下手頭的活兒，全力突擊這個“突發狀況”。
晚上6點，主要證據回來了。
9點，還在找證人。
11點，口供拿下，最後一個證人找到了，對犯罪嫌疑人宣布立案、拘留。
11點以後，開始搜查。兩撥兒人，一路去犯罪嫌疑人單位辦公室，一路去他家。
夜裏兩點，所有搜查工作結束，開始訊問。
這一宿，整個偵查二處，沒有一個人合眼。
這就是我們的工作狀態，每個人都像上了“發條”一樣，每天的工作都圍繞著“初查”這個詞展開。
我們經手的案子有兩類，一類是根據現有材料有計劃有步驟經過“初查”掌握一定證據後突破的；另一類就是像上面這個案子這種突發狀況，因發案單位報案及時而給收集相關證據提供了便利條件，因此在一天之內就全部突破的。這一天的“爆發”，是辦案人員的神經最為緊張、最為興奮的一天，也是決定案件能否成功告破的一天。
反貪偵查工作面臨許多困難。就說找人吧，犯罪嫌疑人難找，證人同樣難找。據我所知，目前，北京市檢察機關已經立案的反貪案件中，就有高達80起因犯罪嫌疑人外逃而導致案件無法往下追查的。實踐中，礙于與案件的牽連性，許多證人同樣顧慮重重、難以配合；出于各種利益的考慮，有些涉案單位也常常採取各種方式推諉、避諱與偵查人員的接觸。
我就遇到過，有些公司掌握著幾十甚至上百個虛開的分公司的賬戶，專門用來倒賬，光查清楚這些賬就得花上幾個月時間。然而，檢察機關偵查力量相對薄弱，會計、審計、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以及包括其他國家機關在內的部門或組織，在協助反貪部門偵查活動中也缺乏有效配合，社會資源難以共享，本來幾分鐘就能得到的信息，偵查人員卻要花費幾個小時甚至幾天的時間才能得到。
在贓款贓物的處置上，沒有劃撥權是一個十分別扭的問題。對于犯罪嫌疑人的存款、匯款，偵查部門可以依照規定查詢、凍結，但是不能劃撥。凍結一次最長半年，已立案的犯罪嫌疑人在逃案件幾年都沒抓回來，這些贓款就要反復凍結，偵查人員就得時刻想著哪件案子的贓款得續“凍”了。一不留神，贓款就有可能被提走。
3月1日起，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要求，北京市部分檢察院開始實行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錄音錄像。這個要求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就難了。不是技術裝備不到位，而是對檢察官的要求更高了。同時壓力也更大了！ （見習記者 范玲莉 記者 李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