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部金融司原司長徐放鳴被指控受賄200萬/圖
隨著北京市一中院對徐放鳴涉嫌受賄正式立案，這位在坊間傳聞頗多卻已消失在公眾視野之外達一年之久的財政部金融司原司長終于有了官方消息。《京華時報》昨日的報道透露出此案的非同尋常，在檢察機關對徐提起公訴之前，已經“兩次退偵，又兩次延長審查期限”——所謂“退偵”，在訴訟法上係指“退回補充偵查”，起訴部門通常在受理的案件有“主要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或不符合法律要求”等情況時，才會作出這一決定。“兩次延長審查期限”又暗示著，這一案件的偵查並非順風順水，其中的曲折和復雜的因素也許只有等到審判終結之後才能解密。
就徐放鳴涉嫌受賄一案而言——在腐敗的恥辱柱上，徐既無數額上的突破，也無情節上的特別惡劣。但作為個案，和同一時期其他權力腐敗個案一樣，徐放鳴案也深深嵌入了這個時代——這是一個變化中的時代，一個轉型中的時代，社會在這個時代裏向市場經濟大步邁進，但一些政府官員卻刻意將市場機制扭曲。作為改革的駕馭者，他們既制訂“遊戲規則”，又“親自”參與“遊戲”，為確保自己能贏得這個遊戲，他們還常常利用定規立制之便，把自己設計成“監督者”或把監督設計成空有其表的美麗外衣。正因為規則的不透明，繼而不穩定，所以也不公正。國家資源總是很輕易地被規則的制定者們壟斷並加以利用，過多的任意處置權則為腐敗提供了滋生暗長的廣闊空間。
以徐放鳴為例，這位前司長所掌控的金融司，是財政部負責貨幣政策及其與財政政策協調配合的核心部門，負責金融機構國有資產的基礎管理工作等11項重要職能。用業內人士的俚語來形容，金融司對國有銀行和金融機構是“有監有管有審批”，作為司長，這些權力足以“令每一位知情者敬畏有加”。所以我們才能看到《京華時報》報道所披露的這些細節，當農發行一份報批租賃業務的報告遞交給了徐放鳴時，徐“首先推薦中國電子租賃有限公司承接部分租賃業務”，“隨後又將自己熟悉的北京誠奧達商務投資咨詢有限公司，安排為租賃業務的中介公司”，在徐放鳴手裏，某項業務的歸屬、誰來做、怎麼做和自己購物選擇去哪個商場、買什麼、花多少錢已沒什麼區別。徐放鳴的落馬，只是為“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又增添了一個新的注腳。
盡管官員腐敗的具體個案件件不同，但官員腐敗的軌跡卻個個相似：未入官場根正苗紅，上任之初也曾勤勉有加，一旦手握權柄毋庸多久就失足于權力漩渦。“絕對的權力+虛無的監管+自利動機”構成了官員墮落定律。而我們的防腐之道仍然沿襲著基于“道德人”的假設，我們總一廂情願地相信官員會基于自己的理想信念而遠離權力背後的欲望誘惑。然而在一個市場經濟國度裏，能夠完全依靠道德力量來約束自身的“道德人”實屬罕見，更多的政府官員在絕對的權力面前涌動著以權謀私的衝動，官員與普通公民一樣都是市場中的“經濟人”，他們也會依最有利于自己的理性行為。如果我們承認作為人的理性，我們就會明白，依靠法治的他律比依賴于道德的自律在遏制腐敗上更為有效，也更應被倡導。
徐放鳴的案發，曾有一個細節格外引人注目。作為財政部一位司級官員，徐放鳴並未經過慣常的紀委“雙規”，而是直接被檢察機關拘留。從近日曝光的信息看，徐放鳴的落馬源于農發行原副行長于大路的揭發。據去年7月《財經》雜志報道，中紀委高層在一次內部會議上曾專門表揚了于案專案組，顯然，對涉嫌犯罪的徐放鳴案直接進入司法調查程序，紀委非但未覺不妥，還表示了認可。這種反腐模式如果能夠得到更廣泛的認同和遵循，不但將加速打擊腐敗的司法化，也將極大地鼓勵反貪部門依法獨立行使調查權，甚至進而大大推動司法獨立的進程。(王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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