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新聞周刊記者在對粵、滬、蘇、浙等發達地區進行社會矛盾調查時發現，一些地方的社會矛盾呈現出“無直接利益衝突”的特殊現象：社會衝突的眾多參與者與事件本身無關，而只是表達、發泄一種情緒。
“無直接利益衝突”現象引起記者採訪的專家、黨政幹部的普遍擔心，他們認為，這首先表現為群眾利益從廣義上看受到損害的情況比較多發，進而導致社會情緒異變；其次，“無直接利益衝突”本身的化解非常困難，只能治本，難以治標。
有關專家進而分析，一些地方負責幹部的責任心流失，是引發這種現象的根源，也是解決此類問題的關鍵。
“無直接利益衝突”發出警告
當前社會衝突集中表現為利益衝突。但是，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一些地區的社會矛盾事件中出現“無直接利益衝突”的苗頭，不少參與群體事件的群眾，本身並沒有直接利益訴求，而是因曾經遭受過不公平對待，長期積累下不滿情緒，借機宣泄，其隱藏的風險不小，必須探索經濟手段以外消解社會對立情緒的途徑。
據了解，江蘇省金壇市曾經發生因集資案糾紛引起衝突，事後調查發現，80%參與圍堵的群眾沒有任何集資款，他們大都是借題發揮。類似的情況，在各地時有發生，如重慶、安徽，都發生過普通的街頭小糾紛引發大規模衝突，而參與群眾並沒有直接的利益訴求。
在廣東的民工群體中，這種傾向也比較明顯。廣州白雲區公安分局局長駱振輝說：現在最難辦的是，沒有直接利益訴求的人與有利益訴求的人攪合在一起，一小部分群眾因為利益要求採取集體行動，周圍幾十幾百人圍觀、起哄。扔向警察的石頭，常常來自圍觀者，而不是上訪群眾本身。該區曾發生過一起襲警事件，起因是一宗十分簡單的交通事故，死者家屬和同鄉圍困肇事司機索賠，而圍觀者向執勤民警投擲石頭，導致民警犧牲。
在廣州、深圳、東莞等地，來自同一地區的外來工集中租賃居住在城鄉結合部的一條村莊的出租屋，形成“同鄉村”。廣州市白雲區黃石街派出所所長李明說：有時警察進村巡查辦案，一群閒散人員涌來圍觀，一些外圍群眾不分青紅皂白亂起哄。甚至有人惡作劇地喊一聲“警察打人了”，也會引起騷動。
不滿情緒也在一些“精英階層”蔓延。記者採訪中發現，一些社會公認的強勢群體竟然也自稱是“弱勢群體”，包括企業主、機關裏的處科級幹部、企業裏的工程師、學校校長等等。
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院長吳樹堅說，近年來民事案件劇增，其中大量案件的訴訟主張非常瑣細，實質上根本用不著打官司。同時，民事案件調解率從1998年起逐年下降，特別是勞動爭議調解率非常低，雙方賭氣成分很大，表明人與人之間、勞資之間寬容度下降，當事人對立情緒比過去強烈。
江蘇省金壇市委副書記張建華說：徵地拆遷、企業轉制等全國較為突出的問題，在金壇市並不嚴重，但我們同樣感覺形勢不容樂觀。現在老百姓在馬路上不小心摔一跤，不是自嘲一聲“倒霉”、起來拍拍灰土繼續走路，而是罵“他媽的幹部腐敗，修的豆腐渣馬路。”
南京大學風險與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力教授說，我們的相關調查中，群眾的回答十分情緒化，比如，群眾認為官員貪污受賄10萬元就應該槍斃，這與現行法律和現實判決距離巨大。
他說，這類“無直接利益衝突”治理難度大、成本高。如法國前一階段發生的兩起重大社會衝突事件中，一起是“巴黎移民騷亂”，一起是全國大罷工。前者可謂典型的“無直接利益衝突”，騷亂主體並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利益要求，而騷亂暴力傾向強，延續時間長，波及面廣，處理難度大。全國大罷工則有明確的具體要求，就是要取消“首次雇傭合同”法案，政府可以通過談判、雙方妥協讓步快速平息。
朱力表示，當前我國社會矛盾雖然還是以利益衝突為主，但對“無直接利益衝突”的苗頭及其發展趨勢，應保持高度警惕。
記者在沿海地區採訪了解到，一些地方政府領導普遍有著“人民內部矛盾用人民幣解決”的心態。談及社會矛盾，他們很自然地把目光盯住信訪人群，盯住具體的利益要求。而對沒有信訪的佔人口99%以上的廣大群眾，對其心理、情緒、利益訴求，關注不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