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麗抱著女兒。記者 周欣宇攝
公交車上很擠，瘦小的程麗站在離車門不遠的地方，她打算找老鄉借錢去。因為找不到工作，女兒幼兒園的學費已經欠了好幾天，就連吃飯都成問題了。此刻，她口袋裏只剩下十幾元錢。
中途上來個高高的中年男乘客，牛仔褲的右口袋鼓鼓的。他側身從程麗身邊往裏擠。
一瞬間，程麗的心“狂跳起來”。似乎並沒多想，她便把手伸向鼓起的口袋。她看到皮夾裏有些不知什麼用處的卡，手忙腳亂從裏面抽出一沓錢，然後把皮夾扔進車門邊的垃圾桶。
男乘客很快發覺皮夾不見了。“車裏有小偷！司機別開門！”他高聲喊道。
“你的皮夾……不是在垃圾桶裏嗎？”程麗本能地冒出一句。她在電視上看到過，城裏人丟點錢還不是最可怕，但卡丟了會很麻煩的。雖然她的聲音近乎是嘟囔，但男乘客還是聽到了。
他彎腰撿起錢包：“哦，真的在這裏，謝天謝地！”司機聞聽此言打開了車門。程麗的“心怦怦跳著”，拼命擠下車。正在這時，男乘客發現皮夾裏少了1000多元。
“肯定是剛才那個女人！”有人提醒他。男乘客急忙衝下車，沒跑幾米就揪住了程麗。
“我沒偷！我沒偷！”程麗哆嗦著，邊說邊從口袋裏掏出那一沓錢，哀求道，“你讓我走吧。”
男乘客一把抓回錢，卻沒放她走。他一手拽著程麗的胳膊，另一手拿出手機，撥打了110。
這一幕發生在2006年10月20日上海大橋5線的公交車上。兩個月後的12月21日早上，上海市靜安區人民檢察院公訴科的檢察官李睿像往常一樣，翻閱當天從公安部門移送過來的案卷。這是一起普通的扒竊案，一個叫程麗的女人在公交車上偷了1500元，事實清楚，案情簡單。然而就在她要合上文件夾時，一封蓋有貴州省織金縣少普鄉某村委會公章的信件掉落在桌子上。
信中稱，該村村民程麗于當年8月到上海打工。她家庭貧困，遭丈夫遺棄，家中留有多病的母親和年僅兩歲的小女兒。另一個4歲的女兒依琳被程麗帶到上海。這封信，是在村委會收到上海公安部門寄去的拘捕通知書後寫來的。
李睿的心“登時一沉”：程麗有個4歲的女兒在上海，這兩個月裏，那小女孩怎麼過的？經與公安部門聯係，李睿得知，案發前小女孩在上海市南匯區周浦鎮的育英幼兒園。
幼兒園園長陳建東來自安徽，在上海打工已有十幾年，前年夏天辦起這個面向打工子弟的幼兒園，每月學費200元。10月20日下午，陳建東左等右等，每天按時接孩子的程麗一直沒有出現。翻出依琳的入園登記表，上面只有程麗的身份證復印件，卻沒有在上海的地址和電話。
傍晚，當幼兒園門口聚集著的自行車、摩托車和收廢品的黃魚車全部散去，陳建東只好把依琳領回自己家。
依琳夜裏哭著要找媽媽，陳建東告訴她，媽媽到外地打工掙錢去了。他心想，程麗大約是被什麼急事絆住暫時過不來了。第二天依琳發高燒，陳建東和妻子趕忙把小女孩送到醫院打點滴。依琳住了4天院，可直到出院，還是沒有程麗的一點消息。
按身份證上的地址，陳建東往程麗老家寫了封信，一個月後，他收到村委會的回信和拘捕證的復印件。按照這個線索，陳建東領著依琳找到公安部門後被告知，在案件判決前，母女倆不能見面。
依琳成了陳建東的另一個女兒。他自己的女兒比依琳大一歲，兩個女孩每天一起吃飯、一起睡覺、一起玩。元旦期間，陳建東還帶她們吃了肯德基。這是依琳從沒享受過的“豪華大餐”。
直到兩個月後的12月21日下午，檢察官李睿和她的同事毛文靜提著幾大袋子食品出現在幼兒園，程麗和她的女兒相互之間才有了音訊。李睿記得，正在做遊戲的依琳打開一袋“小饅頭”，很懂事地分給其他小朋友。
了解到依琳在幼兒園生活得很好，李睿等人馬上驅車前往上海市第一看守所提審程麗。
“你女兒在陳老師那裏生活得很好，放心吧，我們剛剛去看過她。”這是李睿見到程麗後說的第一句話。程麗聽罷，眼淚頓時噴涌而出，她一下子跪在李睿面前，泣不成聲。
26歲的程麗面容娟秀，大眼睛、長睫毛。21歲那年，她和同村一男子擺了幾桌酒席，按照當地的風俗，就算結婚了。一年後，他們的第一個女兒依琳出生。時隔兩年，程麗又給丈夫生了第二個女兒。
在丈夫的拳打腳踢之中，程麗第三次懷孕了。7個月時，丈夫帶她到醫院做B超，結果又是女孩！
在丈夫的逼迫下，程麗做了引產手術。之後，這個男人一去不回。在當地人的觀念中，女人生不出男孩被丈夫拋棄理所當然。
帶著兩個年幼的女兒，程麗只能回到娘家。家裏沒有別的經濟來源，只能靠種玉米和土豆過活。偶爾聽人說起，到上海打工有錢賺，程麗橫下一條心：“只要我不怕吃苦，總能給女兒掙到碗飯吃。”
2006年8月底的一天，安頓好母親和小女兒，程麗領著大女兒依琳，坐上開往長途車站的農用車。長途車再倒火車，幾天後來到上海。
在一個老鄉幫助下，程麗很快找到一份在發廊洗頭的差事。每月能掙七八百元，寄給母親200元，交房租150元，依琳的幼兒園學費200元，剩下一兩百元剛好夠吃飯。程麗覺得這就是她想象中的“幸福生活”。
可好日子才過了1個月，那家發廊因門前修路而關門。程麗頓時慌了，每天一大早把依琳送到幼兒園後，飛奔著到各處找工作。飯館服務員、服裝攤售貨員、商場保潔員等等，她全被拒絕了，都因為同一個原因；她要在下午5點前到幼兒園接女兒。
“我可以接完孩子回來繼續上班，幹到幾點都行！”她一次又一次哀求，但沒人同意。
出事的前幾天，已經到了該交依琳下月入托費的日子，程麗不能再拖。那天，她跳上“大橋五線”公交車，本準備到川沙老鄉那裏，請她幫忙介紹一份工作，順便再借200元，誰知情急之下……
了解過程麗的情況，李睿已有了一個初步的想法：對程麗的量刑，需要兼顧對她的教育改造和照顧孩子。隨即，檢察院向法院提出加快審理此案的進程。鑒于程麗是初犯，主觀惡意不強，並有悔罪表現，建議從輕判決。
“以前看到過母親被羈押，孩子在家中餓死的報道，”這位年輕的女檢察官說，“對程麗的案件，我們本可以按正常的程序辦理，但作為女人、作為母親，我于心不忍。”
按照法律規定，扒竊800元以上即夠定罪標準，應判處8個月以上徒刑。經與法院多次溝通，雙方達成對程麗判處緩刑的共識。
但接著一個新問題出現了：被判處緩刑必須有專門的幫教人員，但程麗是外地人，如果不能找到對應的幫教人員，就不能判緩刑。
那幾天，李睿給能想到的各有關部門打電話，但對方均答復只對應自己轄區內的嫌犯。
通過無數周折，南匯區周浦鎮橫橋村婦代會主任俞萍華成了程麗的幫教員。她的職責是每周至少一次與程麗談心，並盡力解決程麗的生活困難。
2007年1月12日，靜安區人民法院依法判處程麗有期徒刑9個月，緩刑1年。聽到判決後，程麗在法庭上“撲通”跪倒在地，再一次泣不成聲：“謝謝法官大人！謝謝各位好心人！你們救了我兩個女兒和一個母親。”
當天下午3點，程麗在檢察院有關人員的陪伴下，走進育英幼兒園。正在和小朋友一起吃餅幹的依琳看到媽媽，一下子撲了過去。母女倆抱頭痛哭。
檢察院帶來全院職工的500元捐款。陳建東免去了依琳的學費，並承諾在程麗沒有找到更理想的工作以前，可以在幼兒園幫忙。
幾天前，程麗在幼兒園附近找到一間平房。這是當地人自蓋的小院中的一間，原本用來堆放雜物。對面的二層小樓把房間遮得一片漆黑。房間是鋁皮頂，屋裏有一個衣櫥，一張書桌和一大一小兩張床。因為被褥不夠，母女倆讓大床空著，彼此擠在不到一米寬的小床上。
每天從幼兒園放學後，依琳總是歡快地唱著歌一路小跑，拉著媽媽的手穿過一條菜地邊的小路。回到家，母女倆就爬到唯一能感到暖和一點的床上，鑽進被子，蓋上所有的衣服，不到萬不得已絕不開燈。
“我就看著她東念西念的。”程麗指著女兒的圖畫書，露出快樂的笑容。
上海一家媒體報道程麗的故事後，許多市民給報社打來電話，表示願意提供幫助。有人想讓程麗去她家做保姆，有人決定對依琳進行定期資助，也有人提出想要收養程麗留在老家的小女兒……
程麗的想法是，最好能在幼兒園附近找到一份工作。因為“陳老師那麼好，女兒放在這裏最放心”。
李睿曾提醒程麗，即便沒領結婚證，在法律上，她丈夫對她們母女已構成“遺棄”，她可以起訴丈夫。但程麗最終搖了搖頭，說：“畢竟他是孩子的爸爸，就算以後能偶爾來看看孩子也好啊！”
(記者 周欣宇文並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