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9名犯罪未成年人免于監禁無一重犯；盡管面臨爭議與法律空白，該項目將在更大范圍內推廣
■核心提示
749名少年犯判刑後沒有進過一天監獄，卻至今無一重犯。他們都是“盤龍模式”的受益者。這是中國第一個以挽救觸法未成年人、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為目標的司法試點項目，1月18日第二期項目在雲南啟動，並將在北京市、安徽省的部分地區推廣。
這一模式是把犯罪的未成年人從一般的司法程序中有條件地“分流”出來，使他們免于在看守所和監獄中“交叉感染”，並在家庭和社區的良性環境中得到志願者的幫助和矯正，從而更順利地回歸社會。但該模式本身卻缺少國家性係統的法律框架的支持，並面臨是否在“縱容犯罪”的爭議。
“盤龍區青少年陽光籃球隊”成員主要是“觸法未成年人”。記者 楊繼斌
攝
1月17日下午5時。昆明市盤龍區體育館籃球場。
李建明吹響了嘴角的哨子。訓練結束，一群十五六歲的少年打鬧著向他圍過來。
李建明是昆明市盤龍區公安分局的一位警官。這支名為“盤龍區青少年陽光籃球隊”的球隊成立于2006年3月19日，成員主要是“觸法未成年人”。換個說法，也就是一般所說少年犯。
和其他少年犯不同的是，這些孩子並不在監獄和看守所度過刑期，而是放在社區裏，由社區幫教者來監督和矯正他們。
“他們是盤龍區司法分流試驗項目的受益者。”李建明這樣看待他的小隊員們。這位有著20多年警齡的老警察本身也是司法分流項目辦公室成員，而球隊的教練是當地體育館的館長，也是項目的一個志願者。
並不是所有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都能得到這樣的待遇。按照“司法分流”的條件，是要看這個孩子是不是初犯、偶犯，是不是被人所利用，而且其犯罪後果的社會危害性相對不是很大，孩子本人要有悔改表現，有監護條件。
李建明提供的數據是，在過去四年中，在昆明市的觸法未成年人中，約有30%被“司法分流”。更讓他得意的一個數據是，749名被分流的孩子至少沒有一個人重新犯罪。
這一模式被專家稱為“盤龍模式”。1月18日，該項目第二期在當地啟動，而來自救助兒童會的消息稱，該項目將在雲南省昆明市、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以及北京市、安徽省進行推廣。
派出所來了“救星”
如果辦案人員在審訊未成年人時，有越權或違法的地方，他們有責任提出和制止。
17歲的李翔軍（化名）是球隊的主力。穿著一件灰色T恤的他，說話時一直帶著燦爛的笑容，只有在說起當年因搶手機“被逮”，頭才低了下去。
那是2005年3月7日，他在昆明市柏龍派出所院子裏的墻角蹲了兩三個小時，聽到一名幹警喊他進來，說要開始審訊了。李翔軍抬頭，見到一個穿著便衣的青年和幹警一起。
“請把他的手銬打開。”那名便衣說。
幹警拍拍李翔軍的背，沒有說什麼，就打開了他的手銬。審訊隨即開始。
“我當時以為這個便衣肯定是個大官。”李翔軍回憶道，“直覺告訴我，他是我的救星。”
審訊過程中，那名男青年一直在場。審訊完畢，他走到李翔軍面前介紹自己：“我叫徐霆，是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的‘合適成年人’。”
對當時剛過15歲生日的李翔軍來說，這個名詞超過了他的理解能力。“我不知道他到底是幹什麼的，但是他對我很親切，我下意識猜他可以幫我。”
李翔軍這時候已經看出來，徐霆不是“便衣警察”，因為他的胸前挂著一個淺藍色胸牌，上面有“合適成年人”以及監督電話的字樣。
目前，昆明市盤龍區活躍著10名像徐霆這樣的“合適成年人”。他們既非律師，也非觸法未成年人的合法監護人，更非公檢法機關的辦案人員。
但他們承擔著維護觸法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職責，如果辦案人員在審訊未成年人時，有越權或違法的地方，他們有責任提出和制止。
據救助兒童會中國項目的官員孫鐵錚介紹，“合適成年人”制度源自英國。1972年，英國的一名男子被謀殺，3個十來歲的少年後在自己招供的基礎上被判謀殺罪。上訴法院隨後卻宣布判決無效，因為警察在審訊這3名少年時，沒有一個獨立的成年人在場。
英國“合適成年人”制度由此而生，規定觸法未成年人到警局後，必須有一名“合適成年人”到場旁聽訊問，以維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
“合適成年人”制度，是盤龍區“觸法未成年人司法分流試點”項目的一項關鍵制度。2005年5月1日起，盤龍區公安機關已開始施行盤龍區政法委規定，在審訊未成年人時要求要有“合適成年人”到場。
“現在，昆明市公安機關一旦逮捕了觸法的未成年人，都會在第一時間和實驗點聯係，請求我們派‘合適成年人’過去，所以，實驗點就能在第一時間為這些孩子提供幫助。”李建明說。
在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會長，中國華東政法大學功勳教授徐建教授看來，“合適成年人”制度不僅是保護了成年人，而且保護了警察，讓警察提供的證據具有可靠性。
李翔軍第二次見到徐霆，是在2005年5月12日。“還是在派出所，他一見我，就問我吃過飯了沒有。這一次見面，徐老師和我爸爸把我從派出所裏領了出來。”李翔軍說。
能重新回到家裏，讓李翔軍有著意想不到的高興。但是中間經過哪些具體的法律程序，李翔軍並不清楚。
據李建明介紹，一旦有未成年人觸法的案件，會由昆明市專門成立的一個領導小組對案件進行評估，看該成年人是否具備“司法分流”的條件。該領導小組由昆明市政法委、昆明市盤龍區以及司法、體育係統的領導組成。
“會變魔術”的幹媽
“畫刀槍、面目猙獰的人物，可能就代表他內心壓抑。”
轉眼一年半過去了，李翔軍已經是盤龍區司法分流實驗點的“老人”了。
現在，李翔軍每周一到周五是這樣度過的：每天淩晨2點，父親送他去一家公司上夜班，早上10點下班。起床後給父母做午飯。下午他會在家洗衣服或者打遊戲什麼的。
每個周末，他會去籃球隊訓練。訓練的一個主要內容是和他的球隊領隊———警官李建明———談心，籃球技術、最近的生活、內心的一些想法，都是談話內容。
“我更願意跟幹媽談。”李翔軍說。
他的幹媽是盤龍司法分流實驗點的一個志願者，名叫王衛紅。幹媽是他來到實驗點以後才認識的。
依據盤龍模式，司法分流出來的李翔軍，在服刑期間，其犯罪行為的矯正與反省，必須在徐霆、王衛紅這樣的志願者的監督與輔導之下完成。
“實驗點會根據每個孩子的具體情況，確定具有針對性的輔導計劃，原則上要求每星期至少和每個孩子電話溝通兩次，面談一次。”王衛紅說。
李翔軍喜歡幹媽，是因為他覺得幹媽有一些類似于魔術的技術：每次和幹媽聊天，幹媽會讓他在一張白紙、或者一個沙盤上，隨意涂鴉或者堆沙雕，然後幹媽就能根據他的“作品”，大概猜到他內心的一些想法。
“他畫一些正面的東西，比如花朵太陽草原樹木，我就能感覺他心理平和，而畫刀槍、面目猙獰的人物，可能就代表他內心壓抑。”55歲的王衛紅原來是雲南省第一人民醫院的一名醫生。2002知道了盤龍區這個項目之後，就申請加入。她現在的身份是“司法分流”實驗點的一名志願者。目前，實驗點一共有150多名她這樣的志願者。
王衛紅、徐霆這樣的志願者組成了盤龍模式最主要的工作人員———社區幫教者。他們每個月從中心獲得大約800元的補貼。
對李翔軍這樣的“司法分流”人員進行幫教，並不是志願者們工作的全部。16歲的蘇麗（化名）有小偷小摸的習慣。
2005年8月，她的父親在各種措施都失敗之後，把她送到了實驗點。
“當時，我們還沒有幫教‘司法分流’之外的孩子的先例，但是家長既然提出了申請，我們也就同意免費對蘇麗進行幫教。”王衛紅說。
實驗點裏的486
“器材太陳舊、太簡陋了，讓人覺得這個中心的一些活動太流于形式了。”
每個周末，李翔軍還有另外一個工作：教實驗點的另外一些“司法分流”的朋友們學電腦。
但是，李翔軍對他的教學器材很不滿意：所有的電腦，都是老古董“486”，所裝的係統都是dos.“孩子們來活動場所學習和遊戲的器材都太簡單了。”
據王衛紅介紹，目前這些“司法分流”了的孩子在活動點，只有籃球、電腦、電子琴這三種器材。
“器材太陳舊、太簡陋了，讓人覺得這個中心的一些活動太流于形式了。”1月28日，前來考察的共青團中央的一名幹部對記者說。
“相對于需求量的巨大，資金總顯得太少。”救助兒童中國項目的官員孫鐵錚說，而且，他們也不傾向于把錢過多地花在硬件上面，最重要的還是要改變觀念、增強參與。“這就好比，與其花錢給一個病人購買眼角膜，還不如花在培養更多的醫生上。”
外界的另一個擔憂來自于志願者隊伍。記者了解到，目前的志願者分為三類，一類是李建明這種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兼任的，一種是王衛紅這種具備一些專業知識，長期擔任的，而第三種則是來自于雲南大學和昆明大學的在校大學生。這些學生經過實驗點的遴選，擔任社區幫教者的角色。
“對他們的遴選，主要是看他們會不會傷害孩子，是不是適合做兒童工作。而他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組織孩子們參加一些活動。”孫鐵錚，“為了保護孩子，我們禁止任何志願者和孩子單獨相處。”
孫鐵錚承認這是目前現狀下一種不得已的選擇，目前國內缺少專門的社會工作者，在英國，對于觸法的未成年人，有類似于法院、具有司法權力的兒童局，指定一名社會工作者“一對一”地幫助孩子，而現在只能是“一群對一群”。
盡管有一些不如意，李翔軍還是很留戀中心。一次會議結束後，他細心地把桌子上剩下的水果收起來，準備給中心的孩子們帶回去：“即使我的刑期到了，我也會一直在活動中心呆下去，幫幹媽他們做些事情。”
“服刑”期間入團
“如果我這兩年是在監獄裏度過，我肯定會被他們欺負，甚至學到更多的惡習。”
李翔軍的刑期是有期徒刑兩年，緩刑一年。今年5月12日，他的服刑期就要期滿。
到時，會有一個包括司法部門組成的一個專家組，對他這兩年的表現做一個評估，判定他的不良思想和行為是否得到矯正。
“盡管在服刑，我的生活沒有受到太多影響。”李翔軍說，“公司的同事和領導都知道我的事，但是大家都很信任我。”
而在服刑期間，16歲的劉凱（化名）還入了團，時間是得到實驗點專家組評估合格的前一天。
2005年5月，劉凱因為搶劫被逮捕，隨後也被“司法分流”。“這孩子一年來的變化太大了，剛開始給他做工作時，他對我們還懷著很強的敵意呢。”王衛紅說。
作為此種方式的“受益人”，李翔軍內心充滿了感激：“監獄裏面那麼多壞人，如果我這兩年是在監獄裏度過，我肯定會被他們欺負，甚至學到更多的惡習。”
“監禁是公認成本最高、副作用最大的矯正模式。”作為這一項目的協調人，孫鐵錚認為這正是司法分流這種矯正方式的意義所在，“它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因監禁而產生的‘交叉感染’，讓他們在自由的環境中接受社會、學校、家庭的教育，從而達到被感化、挽救，回歸到正常的社會生活中的目的。”
孫鐵錚認為從2002年到2006年盤龍模式所取得的成績，已經證明了它的成功：“現在已經有749名觸犯法律的未成年人以不同的方式從項目中受益，而且無一重犯。”
盡管好友劉凱甚至在“服刑”期間入團了，但是李翔軍承認，這段經歷，還是會或多或少對他們的將來有一些影響。“我現在特別想當兵，但是，我有案底，肯定是一點指望都沒有了。”他說。
法律爭議與空白
盤龍模式的意義，在于它昭示著我國少年司法制度建立的必然性、可能性和迫切性。
盡管如此，這種服刑方式從一開始就面臨著爭議。
孫鐵錚介紹，即使在英國，此種制度也受到爭議，有觀點認為，這是在“縱容犯罪”。還有部分壓力來自于受害者，“他們覺得這些孩子應該為自己的行為受到懲罰”。
中國政法大學青少年犯罪與少年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皮藝軍認為，這一爭論的焦點在于，刑罰的目的到底是懲罰還是矯正，因此，在判斷孩子是否應當分流時，先要考慮他是否具有人身危險性，而不是首先考慮社會危害性。為了孩子，監禁措施不可輕易採取。
而司法部犯罪改造與預防犯罪研究所所長郭建安教授則認為，盤龍模式應該進一步完善，應當考慮把賠償被害人和取得被害人的諒解作為分流人員的條件之一。
在孫鐵錚看來，這一模式目前最大的困難在于少年司法體係尚未完全搭建起來。這使得盤龍模式難以簡單地推廣。
她介紹，中國的刑事司法程序中沒有係統地為未成年人設計刑罰及處理方式，有關未成年人的司法制度規定僅散見于多項法律、法規及相關文件中。
為此，2006年8月17日，中央綜治委預防青少年違法犯罪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和英國救助兒童會中國項目部聯合在昆明舉辦了“未成年人保護與違法犯罪綜合預防研討會”。此次研討會上，一些專家指出目前盤龍模式在法律上面臨的困境。
中國青少年犯罪研究會副會長肖建國認為，目前這一模式是在當地主要領導的重視下建立起來的，但一旦人員變動則會影響工作的開展。他建議，應當盡快將各地防治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中的實踐經驗上升為國家的法律法規，加快我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立法進程。
中國犯罪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牧認為，盡管現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與《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明確了未成年人的特殊法律主體地位，但都缺少配套的程序法，實踐中缺少可操作性。
而盤龍模式的意義，王牧認為，它昭示著我國少年司法制度建立的必然性、可能性和迫切性：“值得肯定的是，在沒有相關法律規定的情況下，盤龍項目作出了那樣可觀的成就，但是，如果有了少年司法制度，他們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果。”
“借水養魚”中前行
“如果給他多一點的關注和關愛，他就會得到希望，重新站起來。”
在這次研討會上，專家也對這一項目是否能繼續開展表示擔憂。這也正是王衛紅、李建明、孫鐵錚等人一度的擔憂。
一期的全部資金來自于荷蘭大使館的讚助，但是2002年6月提供的430萬元資金，期限只到2006年6月。
不過，經過盤龍項目辦公室的申請，最近已經獲得了中國國家商務部和荷蘭大使館的批準。2007年1月18日下午，未成年人司法試點項目第二期啟動儀式在盤龍區舉行。
第二期項目資金繼續由荷蘭大使館支持，共計人民幣4149300元，周期為2006年11月-2009年10月。
據悉，第二期工作將努力建立可持續的多部門合作，社區支持體係，服務于社區兒童和青年；建立以社區為基礎的綜合兒童保護機制；建立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以及不良行為預防機制；實施規范、科學的“司法分流”，挽救觸法未成年人。
而其工作重點，將在于“影響與觸法未成年人相關的政策、實踐以及司法立法進程”。
該項目將在雲南省昆明市、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以及北京市、安徽省進行推廣。
來自救助兒童會的消息稱，在北京推廣的資金將由福特基金會提供部分支持；安徽的推廣工作，資金將由救助兒童會支持。
“生活往往是這樣的：如果給他（觸法未成年人）多一點的關注和關愛，他就會得到希望，重新站起來。”18日下午，荷蘭駐華使館公使司徒荷思先生，在盤龍區未成年人司法試點項目第二期啟動儀式上，闡釋了盤龍模式的重要意義。(記者
楊繼斌 雲南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