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街頭有不少形形色色的乞討者，如何治理是個難題。 梁文祥 攝
調查顯示廣州流浪乞討者逾九成五以上屬于職業乞討
135位被訪流浪乞討者中，僅有5人屬于基本喪失了勞動能力或勞動機會、個人或家庭遭遇天災人禍卻又缺乏社會救濟，只能通過乞討行為以獲取生存資源，其余的基本屬于職業型乞討者。針對職業乞討現象，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管理學係講師湯秀娟建議，廣州可學習發達國家做法，對乞丐的具體情況和經歷進行信用審查，在家庭和社會保障確實無力解決困難的情況下對其發放行乞信用證明以進行分類管理。
現狀
乞討者中未成年人將近一成
記者昨日獲悉，針對廣州的流浪乞討現象，廣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管理學係講師湯秀娟去年底組織了一次專題調查，目前調查結果已經出爐。據介紹，目前在廣州市區的越秀、東山、荔灣、天河等舊四區內較固定的流浪乞討人員約800人，廣州市區職業乞討者、操控乞討者等有一定的乞討經歷和有組織的乞討人員，對廣州的商業旺地、景點、人口密集地等較為了解，有些甚至經過細致分析和周詳計劃。
被調查的135名流浪乞討人員中，未成年人佔9.63％，其中包括家人“遙控”乞討的16名兒童，46至60歲的佔19.26％，61歲以上的佔38.52％。按流浪乞討人員的自訴，行乞年限一般都在3個月以上，有25人已有1年以上的乞討時間。一位自稱是廣東羅定66歲的男士自1976年開始乞討，已有30年的乞討歷史了。
乞討者情況:或結夥或有組織職業乞討多
貧病殘是3大乞討原因
在接觸的被訪者中，因貧、因殘、因病致乞3種原因佔絕大多數，也有個別自訴是被騙、失業等原因無奈乞討的。但是調查中也發現有為致富而乞討的，一名來自江西的34歲青年較為坦誠地談到自己的乞討就是為了積累做生意的資金，“準備在廣州待三四個月，有兩三千塊，就回老家做小本生意。”他所認識的乞討者，先前在廣州行乞，現在都已富起來了。
地域性特徵明顯
調查顯示，重點地段調查的流浪乞討人員來源地主要構成情況為，來自河南的佔41.48％，貴州及廣東的分別佔11.85％，湖南及安徽的分別佔7.41％，江西及四川分別佔2.96％。
乞討有五大方式
根據乞討者不同的手段，調查將其分為幾類：
其一，賣藝式。這類人大多是殘疾人，在觀察的135名乞討人員中賣藝乞討人員佔了24.44％，其中有19位是健康人。
其二，示殘、示疾式。通過展示自己的傷殘或疾病來博得行人憐憫與施舍，佔了被調查總人數的21.48％。
其三，示弱式。通過展示自身的老、弱、婦、幼等人類脆弱的一面來乞討財物，尤其是小北路一帶，這類人往往纏著外國人進行乞討，是目前廣州存在的較常見的乞討方式，佔被觀察者的35.56％。
其四，特殊緣由式。他們通過種種借口，多以“告地狀”或哭訴困難等形式來吸引市民注意乞討錢財，佔被觀察者的9.12％。
其五，耍賴式。主要是通過無賴的手段，如攔截車輛、開車門、擦車、抱腳、賣花等進行乞討，佔5.93％，在外國人出入頻繁的地段較為常見。
職業乞討者分三種
調查者根據行為特徵及影響將職業乞討者劃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好逸惡勞型”，他們大多來自一些傳統乞討鄉村，這類人一般選擇在農閒季節外出乞討，他們乞討的目的不是維持生計，而是純粹解決諸如蓋房、子女讀書等家庭經濟問題。這類人只有改變其價值觀念並進行能力培訓方有可能終止乞討行為。第二類是“工具型”，他們借助生理性弱勢，主要包括嬰兒、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人等為工具進行乞討。第三類是“幕後操縱型”，在調查中賣花童、賣藝殘疾人等都是有組織的幕後操縱型乞討者，這類人必須輔以強制性的法律手段進行制約。
治理狀況 乞討成因多成員雜治理難度大
收入可觀不願進救助站
粗略計算，乞討者在人流較大的地區乞討，每5分鐘約有200至300人經過，有1人施舍1元，1小時就可獲得約12元左右，一天乞討8小時，每日約有20至100元，這樣一個月固定乞討者的收入600－3000元不等。
調查中，有37.78％的乞討者曾接受過救助，有28.89％的人知曉救助站，但他們依然堅持乞討，原因較明顯：一是流浪乞討的目的就是獲取經濟收入，解決貧困問題甚至致富。二是他們需要的救助不是《救助管理辦法》中規定的10天時間的短暫救助，他們需要的是似城鎮居民般的相對穩定的長期救助。
季節性地域性特色明顯
據調查，在廣州的乞討現象有明顯的季節性，即農忙時期乞討人數較少，農閒時期乞討人數較多。有14.07％的乞討人員是有規律的乞討，如農歷初一和十五到廣州的廟宇行乞，其中就包括4名廣州本地的殘疾人。另一批有規律的乞討者則是選擇農閒時節，尤其是秋冬季節來廣州乞討，這些人絕大部分來自外省農村，與這一時間廣州比較溫暖不無關係。
乞討方式以結伴乞討及有組織乞討兩種形式為主，且各有地方特色，一個地域具備一個地域的特色。例如，組織殘疾人乞討及老人結伴乞討的主要是河南人；拖兒帶女乞討的主要是貴州人；賣花童主要是江西人；組織未成年人乞討的主要是安徽人等等。
正因為如此，乞討者多會按照季節和地域糾合在一起，數量大且比較集中，治理起來難度很大。
專家建議
建乞討信用機制加強引導管理 擴大救助范圍
湯秀娟認為，目前《救助管理辦法》運行中救助條件過于狹窄，許多具有臨時性困難的求助者無法獲得救助。因此，在實施救助的過程中，可適當放寬救助條件，只要確實遇到應急性困難，自身無力解決，救助站應予以救助。
湯秀娟指出，對職業乞討者的救助主要來自于民間的慈善資源，政府的責任在于扶持和引導民間力量，鼓勵社會組織和個人捐資捐物，從而形成一套較完整的民間慈善救助機制，亦可創設“廣州流浪乞討人員救助基金”或相關救助組織，主要針對救助管理制度之外的職業乞討者，對其予以長期的社會救助。同時，要堅決取締非法乞討活動，包括未成年人行乞，有組織的團夥行乞，組織、指使、教唆、脅迫、誘騙他人行乞以及以行乞為掩護從事違法犯罪活動等。
學習他國頒發行乞證
據悉，英國、法國、荷蘭已推行行乞證制度。為加強對職業乞討群體的管理和規范，湯秀娟建議廣州也應構建乞討信用機制。針對目前職業乞丐的大量出現、欺詐性行乞不斷增多的現象，廣州可以考慮以現有救助站為主體，聯合公安、乞丐戶籍所在地機構等部門，對乞丐的具體情況和經歷進行信用審查，在家庭和社會保障確實無力解決困難的情況下對其發放行乞信用證明。政府為乞討者建立檔案，對其進行相關的法制法規教育，並在部門、片區之間進行通報，通過監督和約束手段對其行乞方式、時間及地點進行合理規范，加強對乞討者的統計、引導和管理，使其做到行乞行為文明化。（文/畢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