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9日，是我國的第二個文化遺產保護日。今年文化遺產日的主題是“保護文化遺產，構建和諧社會”。
沒有過去，就沒有未來。文化遺產不僅蘊含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想象力，而且也體現著其國家、民族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因此，保護文化遺產，保持民族文化的傳承，不僅是聯結民族情感紐帶、增進民族團結和維護國家統一及社會穩定的重要文化基礎，也是維護世界文化多樣性和創造性，促進人類共同發展的前提。
值得欣喜的是，如今各地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大都引起了高度重視。但對于文化遺產，光有保護之心還不夠，能否更多地將真正需要保護的東西界定為文化遺產，並納入保護范圍，顯然更為關鍵，正因如此，我們看到了王學泰先生的良苦用心。和國外一些國家對于法律文化遺產的態度相比，目前我國對于法律領域的一些傳統文化遺產的保護，還未引起足夠重視。正因為如此，我們聽到了何勤華先生為保護中國法律文化遺產的真切呼聲。
為中國法律文化遺產保護大聲疾呼
法律文化遺產是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以前我們對其忽視了
華東政法大學校長 何勤華
唐律疏議
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
明天就是我國第二個文化遺產保護日了，應該說，目前人們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意識已越來越強。不僅各種名勝古跡、出土文物，以及歷代保存下來的資料文獻等，獲得了比較好的保護，而且人們也都開始從這些文化遺產中發掘能夠傳承中國文化、中華民族精神的要素，予以發揚光大。然而，對于法律文化遺產的保護，全社會還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作為法律工作者我們要大聲疾呼：保護我國的法律文化遺產，發掘、傳承和提升其積極內涵。
法律文化遺產，涉及內容非常豐富，既有物質性的，如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以後出土的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以及在此之前在敦煌出土之《唐律》殘卷，在許多秦漢以前墓葬裏發現的古代的刑具及象徵著審判公正的獨角獸雕塑等，國外在19世紀中葉以後發掘出土的《漢穆拉比法典》石柱、《亞述法典》泥板、《哥爾琴法典》墻、阿育王法典山崖等等；也有制度性的，如由各代法律確定、凝固下來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法律制度和軍事制度等；還有精神性的，如保留在各種古籍文獻中的關于法律的記述，以及歷代思想家、學者乃至統治者對法律的論述和觀念等。
在法律文化遺產中，凝聚、折射和體現著的是人類在各個發展階段的最高政治智慧和社會文明水平。比如，《漢穆拉比法典》石柱是法國考古隊于1903年在伊朗古城蘇薩發現的，它是
公元前18世紀中葉由巴比倫國王漢穆拉比制定頒布的一部重要法典，在序言、結語以及282條正文中，不僅闡述了君權神授、司法公正等等的法律理念，還詳細地規定了土地制度、法院組織、訴訟程序、財產權、契約、婚姻家庭與繼承關係、民事主體資格、侵權行為、犯罪和刑罰等，凝聚了當時西亞兩河流域地區巴比倫帝國的幾代國王的統治智慧。又如，中國唐王朝遺傳下來的《唐律疏議》，是公元7世紀頒布實施的一部大法，500余條條文，極其詳盡地規定了人們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應該遵守的行為規范，以及國家對于人們的這種法律生活所採取的引導、鼓勵、禁止、懲罰等的各項措施。它凝聚了自秦漢至魏晉南北朝以及隋王朝近一千年中歷代統治者以及士大夫的最高政治智慧，折射出中國中古社會的文明發展水平，以及統治者與老百姓的完整的生活圖景(如我們僅從《唐律疏議》所使用的200余個專業名詞如雜戶、化外人、應合戶、口分田、部曲、參市、行濫、船人、邸店、從徵等，就可以知道當時社會中國的戶籍管理、土地制度、人們的社會等級、商品市場、軍事組織以及外交活動等)。
筆者認為，與其他文化遺產如萬裏長城、古宮、兵馬俑、華清池、麗江古城、雕花大樓等相比，法律文化遺產的保護更需要突出無形的方面，即對其內涵的發掘、傳承和提升方面。
法律文化遺產保護的這一特點，是由法律文化遺產的特點所決定的。法律文化的核心價值是制度性文化，通過法典、法令、詔書、諭敕等各種法律形式，歷代統治者將治理國家的意志、經驗、措施和慣例等固定為一項項可操作、可執行的具體的制度，形成一種適合當時經濟發展、社會文明以及人們的認識覺悟水平的秩序。在這樣一種法律制度文化遺產中，有些內容，因時代變遷等原因，逐漸失去適用價值，退出了歷史舞臺，如在各古代法典中都通行的神明裁判、同態復仇等；有些體現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關係的規律性的內容，則一直留存了下來，至今仍然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如《漢穆拉比法典》中限制高利貸的規定、船舶運輸管理規定和動產租賃的規定，以及建築師、理發師和醫生的侵權責任與職業道德；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2世紀成形固定的印度《摩奴法典》中對耕牛的保護措施；1863年在克裏特島發現的公元前5世紀中葉頒布的古希臘《哥爾琴法典》中關于財產、擔保、贈與、抵押和訴訟程序等的規定；公元前451至450年頒布的古羅馬《十二表法》中關于立法者不得為個人利益立法、貪官污吏必須受到嚴懲、新法優于舊法、任何人未經審判不得判處死刑等的規定，都凝聚了人類在那個時代所可能達到的最高的政治智慧和統治經驗，折射和體現了人們處理法律關係和維護必要的社會秩序的內在規律。這些，無疑都是需要我們傳承和發揚光大的法律文化遺產。
最後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與其他文化遺產不同，在法律文化領域，由于中國近代以後全方位地移植和引進西方的法律文化，因此，我們現在所學習、所面對的法律文化，從法律理念，到法律思想，到法律制度，到法律程序，幾乎全部是西方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法科學生乃至法學家階層，都有點迷惑了：中國有否法律文化遺產？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遺產還值不值得保護，特別是傳承和發揚光大？如果值得，那麼又應該選擇其中的哪些成分和要素？
作為一名法律史研究工作者，筆者明確認為，中國法律文化遺產，是世界法律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與西方法律文化遺產同樣重要的價值。僅以《唐律疏議》為例，其十二篇完整的法典結構體係，凝聚了中國古代立法學的成果；儒家思想與法律條文水乳交融般地結合，體現了將國家意識形態與成文法典內容完美結合的高超統治藝術；五刑的成熟體係，“十惡”、“八議”以及德主刑輔、老幼廢疾減免刑、誣告反坐等主要刑法原則，故意和過失、共同犯罪、數罪並罰、累犯加重、自首減免等項刑法制度，表明了中國古代發達成熟的刑法科學(律學)成果；對法律條文的限制解釋、擴張解釋、類推解釋、舉例解釋、律意解釋、辯析解釋、答疑解釋、創新解釋等，其精細周密程度，則一點都不亞于現代法律解釋學。因此，《唐律疏議》作為中國法律文化遺產中的代表，既是中國古代一部偉大的法典和法學著作，也是中國古代法律文化的百科全書，是當代中國法制建設和法學研究的重要歷史淵源，值得我們很好地保護、傳承並發揚光大。（本文圖片由何勤華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