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一起14年未了的醫療糾紛昨天(6月11日)在河南省焦作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在安徽，同樣也是一起久拖未決的醫療糾紛，讓兩歲幼兒死後陳屍殯儀館十年。
這雖然是兩起比較極端的案例，但不可否認，當前以醫療糾紛為主的醫患矛盾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熱點難點問題。醫患之間衝突頻繁發生，本該一致抗擊疾病的醫患之間由信任、協作，逐漸演變為戒備、防范，甚至走向對立。一些醫患衝突不斷升級，演變為治安問題乃至刑事案件。
醫患關係不和諧，會給社會造成很大的危害，並最終影響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而制度性缺陷使得公平公正難以實現，是醫患關係緊張的症結所在。因此，要構建和諧醫患關係，我們必須制定一係列全面、具體、明確而合理的標準和尺度。畢竟，良好的醫患關係必須擁有法制的土壤。
兩歲幼兒死後陳屍殯儀館十年 醫患雙方為鑒定展開“拉鋸戰”
眼看著兒子周元飛已經夭折10年了，可至今卻還只能躺在殯儀館冰冷的停屍房裏，不能入土為安。想到這裏，年過4旬的周澤林就心如刀絞。
他告訴記者，兒子夭折牽涉到一起醫療事故糾紛，這10年來自己一直往返于醫院、醫療鑒定部門、政府機關之間，苦不堪言。他說，這起曠日持久的糾紛至今仍然看不到盡頭，不知道自己的兒子還將在殯儀館裏呆到何時！
兩歲幼童死後竟陳屍十年，成為殯儀館的“常住居民”，這似乎是一個不太可能發生的悲劇。記者對此事展開了深入調查。
痛失親兒疑誤診
事情還得從10年前說起。
1997年4月下旬的一天，周澤林看到剛剛一歲半的兒子周元飛感冒發燒，就帶著他到三級甲等醫院——安徽省立醫院求醫，醫生在診斷後，給他兒子開了一些感冒藥。
服了幾天藥後，兒子的病情不但沒有好轉，反而發燒症狀越來越嚴重，于是周澤林就近到合肥市包河醫院就診。經檢查發現，周元飛肝脾增大，需立即治療。當年5月1日，周澤林又把兒子送到了安徽省立醫院。醫院檢查後認為，“神清、貧血貌、淺表淋巴結無腫大”，最終確診為“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
隨後，周澤林把兒子周元飛放在省立醫院住院治療。安徽省立醫院按照“白血病”先後對周元飛進行4次化療，但化療4個月後，院方看到患兒臨床症狀和血相不但都沒有緩解，肝脾還繼續增大，體溫也一直不規則。在周澤林強烈要求之下，安徽省立醫院同意將周元飛轉到上海新華醫院診治。
上海兩家醫院的診斷結果讓周澤林如墜深淵。同年9月15日，上海新華醫院的診斷結果為：未發現患兒淋巴異常。9月17日，上海市兒科研究所出具的血細胞形態學檢查報告單上，雖然也標注“白血病不能排除”，但檢查結論卻是“原診急性白血病，本次骨髓為紅”。在該檢查報告單中還明確“淋巴細胞未見異常”。也就是說，作為是否患白血病的重要參數依據是正常的。
此時，周澤林開始懷疑是不是安徽省立醫院誤診了。由于經濟拮據，周澤林不得不帶著兒子再次回到安徽省立醫院診治。
但安徽省立醫院先是不讓再住院，後來雖同意住院了，卻不予治療，就連簡單的退燒藥都停了。後來在安徽省衛生廳的幹預下，醫院才勉強同意繼續治療。
但周元飛的病情還是越來越重。安徽省立醫院專家最後出面告訴他：醫院只能負責醫治脾臟腫大並承擔相關責任，其他的治不了。
醫院的答復讓周澤林感到絕望。當年的10月1日晚，周元飛氣促明顯加大，聽診後“兩肺布滿粗大濕羅因，呼吸急促，腹漲明顯，經飛那根鎮定，吸氧及輸血”，呼吸開始衰竭。10月2日，這個只有兩歲多的幼兒還不知道留念人世間的美好，便停止了呼吸。
“而且還是在承受著成年人都難以承受的痛苦中離開的，”周澤林說，“4個療程的化療，成年人都難以承受啊。”
糾紛一拖十年整
沉浸在喪子之痛中的周澤林，決心要為兒子討回公道。
“但我們的訴求無人過問。”周澤林說，眼看著一時半會難有結果，他接受了安徽省立醫院所謂的補償款27000元。
根據醫院的要求，周澤林與醫院簽訂了一份協議書。在協議書中，有“先後經安徽省立醫院專家技術委員和安徽省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醫療事故鑒定，均認為不構成醫療事故”的內容。
周澤林說，他之所以簽訂協議，主要是因為當時安徽省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會並沒有作出醫療事故鑒定。醫院讓他簽協議是為了堵他的嘴，而且協議書明確，補償是“鑒于醫院科室管理及服務態度上存在一些不足”。
“當時可以說是家貧如洗，連坐車的錢都沒有，我只能先拿些錢把孩子的後事給辦了，再等醫療鑒定下來。”周澤林回憶起當時的情景，依然忍不住潸然落淚。
記者看到這份協議書是在1997年10月23日簽訂的，而安徽省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委員的鑒定結論卻是在1998年1月11日才出籠的。
這份鑒定書的結論是：患兒應診斷骨髓增生異常綜合症——難治性貧血伴原始細胞過多向白血病轉化型——急性白血病，治療方案選擇符合醫療原則。肝脾腫大是該疾病一個重要臨床表現，該疾病惡性程度極高，預後極差。本例患兒死亡為疾病自然轉歸，並非醫務人員過失直接導致。根據國務院《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第二條規定，患兒死亡不屬于醫療事故。
周澤林說，他不能接受這個鑒定結論。“不屬于醫療事故，為什麼安徽省立醫院與上海兩家醫院對最基本的病情的認定都不一樣？”此外，周澤林還發現，兒子在死後並沒有出現患白血病死亡時應出現的“七竅流血”的典型症狀，全身沒有一個出血點，這與通常白血病患者死亡的症狀不相符。因此，他認為醫院和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互相包庇，隱瞞了醫療事故的真相。
周澤林認為，是省立醫院的誤診，延誤和加重了兒子的病情並最終導致兒子死亡。這是一起重大醫療事故，醫院對兒子的死應負有全部責任。
“讓我更加猜疑的是，醫院明明給了我27000元，可協議上只寫7000元，還有兩萬多的醫療費，醫院也不向我要了。”周澤林說，這更堅定了他為兒子討回公道的決心。
從此，周澤林與安徽省立醫院開始了長達10年的“拉鋸戰”。
周澤林要求對兒子的屍體進行重新鑒定，但卻處處碰壁，為保留證據，他忍痛拒絕將兒子的屍體火化，兒子的屍體就這樣在殯儀館一直存放了10年。
據記者了解，安徽省立醫院知道此事的人員都已經過調整或被調離。醫院一位內部人士對記者透露說，這起醫療糾紛的原始病歷都已經喪失。
鑒定又成漩渦中心
和其他醫療糾紛一樣，由醫療機構主導的鑒定再次成為這起糾紛的中心。
為什麼醫療鑒定總是不能得到患者家屬的認同呢？安徽道同律師事務所律師唐春飛告訴記者，參加鑒定的專家庫成員全部來自各醫療機構。為避免產生“護短”、“遮家醜”等嫌疑，被抽調專家實行回避原則，即參與鑒定的專家避免從與患者方發生糾紛的醫院抽調。但因各大醫院醫生互相鑒定醫療事故，勢必無法擺脫“暗箱操作、院院相護”的嫌疑。
在記者的採訪中，一家醫院的主任醫師承認，醫療事故鑒定中確實存在著“潛規則”：可認定為也可不認定為醫療事故的醫療糾紛，鑒定組一般會本著“放醫院一馬”的原則，盡量鑒定為不構成醫療事故；對于一些給患者造成嚴重後果、醫院過錯很明顯的糾紛，則避重就輕地降低事故等級。
有專家認為，我國醫療事故鑒定存在制度性缺陷，而這種缺陷又加劇了醫患矛盾的發生及升級。“醫療糾紛久拖不決、醫患矛盾激化困局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現行的醫療糾紛處理方式不得力。”
但是，衛生部門專業人士認為，就醫療鑒定而言，鑒定的部門必須要掌握一定醫學專業技術，怎樣抽調一個既掌握一定醫療技術又能夠“超脫”醫院的部門來做鑒定是一個難題。
對醫患糾紛研究頗深的唐春飛律師認為，周澤林面臨的不僅僅是一個醫療糾紛，而且是一個醫療制度的缺陷。其實，除法定的解決方式外，我國各省、區、市處理醫療糾紛還有醫療責任險、仲裁、民間調解等方式，但這些方式也都存在著缺乏公正、加重患者成本負擔等弊端。他從自己幫助患者打官司的實踐中深刻體會到，應該建立社會中介主導的醫療鑒定機制，參與醫療鑒定的競爭，破除衛生部門“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的壟斷堡壘。
十年陳屍誰來處理
“周師傅，你只要簽字把孩子的屍體火化了，這10年來的停屍費不向你要了。”每每殯儀館的人與周澤林商議火化兒子的屍體，周澤林夫婦都會經歷一次痛苦的選擇。孩子的母親錢玲想把孩子給火化了，讓孩子安息。“活著的時候遭了那麼大的苦，死了還不得安生，做父母的有罪啊！”
周澤林則堅決要為孩子討回公道，火化了沒有了證據，為兒子討說法就更難了。
據了解，我國的相關殯葬管理條例規定，屍體的火化要經死者家屬的同意並報公安部門備案。如果找不到家屬的，經民政部門在媒體上公示，經過一定期限後，由公安部門出手續進行火化。但對于像周澤林這樣能找到家屬的、並長期存放的屍體卻未做明確的期限規定。家屬把屍體存放在殯儀館就等于與殯儀館達成了協議，此後長期的存放可視為協議的延續，盡管未及時支付冷凍費，但家屬保存著隨時付款取屍的權利，從這個意義上講，殯儀館對于常年存屍幾乎是束手無策的。
兩歲的周元飛在殯儀館停放了10年，成了合肥殯儀館的“常住居民”。合肥殯儀館的負責人說，早在停放三年多時，周元飛的“遭遇”一度引起關注，但由于他們的糾紛曠日持久，就越放越長了。當事人家屬對死因有疑義，又沒有重新組織鑒定，公安部門對這種情況也沒有什麼明確規定。如果當事人家屬不簽字，殯儀館就不能強行火化。
糾紛是一個方面，陳屍10年的背後，也反映出有關部門在危機幹預上存在空白。社會學者程希武認為，政府不能因為醫患糾紛是周澤林和醫院雙方的事，就聽之任之、無所作為。這樣不僅會讓一個家庭傷痕不愈，更會給社會留下難以愈合的傷痕。“像陳屍10年這樣的事應當屬于極個別的特例，政府有責任進行幹預。”
“死者家屬沒有能力重新鑒定，醫院又手握‘不是醫療事故’的鑒定，雙方永遠停留在原點爭執不下，能不能由中立的第三方出面啟動鑒定程序？”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王開玉認為，應當建立此類糾紛的社會救濟渠道，讓僵持不下的糾紛能夠獲得“出口”。這個救濟渠道主要立足于解決矛盾糾紛，應當由政府部門主導。（記者 李光明）
為了給出生即致殘的一對雙胞胎兒子討個說法，丹永安在醫院和法院之間奔波了十幾年。在這十多年裏，病歷真偽之爭無休無止，醫療事故鑒定困難重重。丹永安已經筋疲力盡，但他堅持要一個“最終結果”。視點版曾于2005年8月30日以《一起十二年未了的醫療糾紛》為題對此事作過報道。昨天（11日），這起曠日持久的醫療糾紛在河南省焦作市中級人民法院進行了再審。
十四年未了醫療糾紛開庭再審 醫患雙方激辯醫療鑒定可信度
對大多數人來說，雙胞胎兒子的出生是個天大的喜訊。然而，對丹永安來說，雙胞胎兒子的出生，卻意味著奔波生涯的開始。因為他的兩個孩子剛出生不久便被確診為智障。為此事，他已經奔波了14年。
丹永安認為，孩子之所以患上智障，是在出生及治療過程中醫院的過錯造成的。這起醫療糾紛雖已經過一審、二審，但因為對醫療事故鑒定結論持有異議，他對判決結果始終不服。
昨天(11日)，河南省焦作市中級人民法院對此案進行再審，法院沒有當庭作出判決。
時間是鑒定重要參考因素
作為兩個病兒的法定監護人，丹永安在庭審中顯得較為激動，他認為，孩子之所以患上智障，是由于焦作市第二人民醫院的過錯造成的，他索賠的300萬元損失並無不當。
丹永安說，1993年7月28日12時30分，懷孕的妻子突然出現臨產徵兆，他在當天的13時30分將妻子送到離家較近的焦作市第二人民醫院，找一熟人幫助辦理了住院手續。當時的婦產科主任劉會成安排了婦產科的主治醫師郝煥妮給其妻做檢查，郝醫生又安排幾個實習醫生接診。隨後，其妻被送進B超室進行檢查，當時B超室主任正在開會。直至18時左右，B超室主任回來後檢查發現“產婦情況很危險，羊水已經渾濁，應該馬上手術”。可是被推進手術室的妻子並沒能馬上接受手術，而是讓實習醫生觀察、觸摸。
焦作市第二人民醫院對此說法提出異議稱，病歷記載的產婦入院時間是16時30分。
據了解，患者入院時間、手術時間是非常重要的細節，是醫療事故鑒定時一個重要的參考因素。而準確的時間誰說了算，通常取決于病歷。但因病歷始終掌握在醫院的手中，一旦產生糾紛，病歷就可能成為爭議點。
丹永安說，當天20時12分和14分，兩個胎兒相繼出生。醫生告訴他說，“母子平安，請放心”。家裏人分別給兩個兒子起名為：丹澎、丹湃。但在8月1日淩晨零時左右，丹湃突然面色驟變，口唇青紫，深度昏迷。醫院進行搶救後，丹湃以“新生兒肺炎”在焦作市第二人民醫院的兒科接受治療。與此同時，丹澎也出現了與丹湃相同的症狀。有醫生告訴他說：“孩子因吸入羊水，生產過程延長產生炎症。出生後未及時檢查和用藥，致使病情加重，後果不堪設想。孩子能挺到第三天已經很不容易了。”
但焦作市第二人民醫院出具的醫生郝煥妮的一份證明說：“因兩嬰兒均為低體重兒，且胎膜早破，故出生後即給予抗炎、止血藥物。該做的我們都做到了。”
丹永安堅持說，醫院出具的病歷與原始病歷不一樣。
丹永安說，經過一個月的治療，母子“平安”出院。但兩個孩子出院僅一個月，丹湃再次出現了與住院時相同的症狀，並伴隨著昏厥、抽風，眼睛看不見東西。他們帶著丹湃到河南省人民醫院和北京的多家醫院治療，診斷的結果均為：新生兒腦炎後腦病，視神經萎縮導致視力差。目前，兩個孩子中，丹澎會說簡單的話，但他的雙手一直扭曲無法伸直，比丹澎晚出生2分鐘的丹湃，不認識人也不會說話，總是向右歪著頭，眼睛上斜，目光呆滯，連吃飯也要靠人來喂。
醫療事故鑒定是否可信
丹永安說，有醫生告訴他，孩子得病是因為沒有及時手術。為了維護孩子的合法權益，他開始與焦作市第二人民醫院交涉此事，但醫院不認為自己有過錯。
1994年9月，丹永安向焦作市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提出鑒定申請，卻遭到拒絕。1995年2月，國家衛生部有關部門要求焦作市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為此案作出鑒定。1995年3月10日，焦作市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做出鑒定結論：本案不構成醫療事故。
丹永安認為，焦作市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的鑒定結果不真實，便在法定的期限內向河南省衛生廳申請重新鑒定。但河南省衛生廳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拒絕進行鑒定，他便開始尋求司法救濟。
2002年7月15日，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指定焦作市解放區人民法院正式受理了此案。2003年6月24日，法院依據焦作市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的鑒定結論，一審判決原告敗訴。丹永安不服此判決，向焦作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同樣被駁回。
丹永安堅持認為焦作市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鑒定結論不真實。他說，焦作市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做鑒定時並沒有見到丹澎和丹湃，而且他所收到的鑒定書中，沒有做鑒定的醫學專家的簽名。同時，焦作市第二人民醫院在焦作市是數一數二的大醫院，參加鑒定的專家都是他們的熟人，因此他懷疑這份鑒定書的真實性。
焦作市第二人民醫院則認為，已生效的醫療鑒定結果是依據舊的《醫療事故處理辦法》進行的鑒定，因此，只有鑒定委員會留檔的鑒定書中才有專家簽名。一般情況下，專家做鑒定時是要見患者的，但如果醫患雙方都很明確地說明了患者的情況，又得到對方的認可，這時不見患者也可以做鑒定。
醫療事故鑒定怎樣讓人信服
在庭審中，丹永安不止一次地對焦作市醫療事故鑒定委員會鑒定的程序、專家提出質疑。
記者在以往的採訪中也了解到，醫療事故鑒定備受患者的詬病。
“2002年9月前，由于醫療事故鑒定權一直由衛生行政機關把持，我國醫療事故鑒定被人戲稱為‘老子’鑒定‘兒子’。2002年9月之後，醫療事故鑒定權移交各地醫學會，由于鑒定程序仍不透明，醫療事故鑒定仍被詬病為‘兄弟’鑒定‘兄弟’。”河南九同律師事務所律師宋宇6月12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近年來，醫療糾紛案件逐年增高，但因專業性強，醫療事故鑒定結論往往就成了左右法官判案的“王牌證據”，直接影響到醫療糾紛的處理結果。因而，鑒定過程公正與否是醫患雙方都非常關注的，應加強對這方面的監督。為破解人們心中的疑慮，將整個鑒定程序置于陽光之下，增強鑒定的公信力就成了當務之急。（記者 鄧紅陽）
加強法制監管 讓醫療事故鑒定更公正
這兩起曠日持久的醫療糾紛，是當前醫患矛盾激化的一個縮影。
據中國醫師協會對全國114家醫院的調查顯示，平均每年每家醫院發生醫療糾紛66起，發生打砸醫院事件5.4起，打傷醫生5人。
可以說，以醫療糾紛為主的醫患矛盾已成為影響社會穩定的難點問題。患者和醫療機構之間彼此不信任，導致醫患矛盾極難化解。而醫療糾紛處理方式的不得力，又加劇了矛盾。
根據國家《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等有關規定，目前的醫療糾紛處理主要有三種途徑。
一是醫院與患者家屬自行協商解決。但由于醫方幾乎掌握了所有信息，醫患雙方信息嚴重不對稱，二者之間往往難以達成協議。患者最終只能通過“鬧”來解決問題，這成為一些患者的慣有心態。
二是在醫學會等組織進行鑒定的基礎上解決。但醫院是衛生部門的下屬單位，醫學會等組織也是衛生行政部門管理下的機構，其組成人員大多為醫院的在職醫生，因此醫療鑒定的公正性受到患者及社會的廣泛質疑。
三是通過打官司等法律途徑解決。不過由于訴訟成本高、時間長等因素，醫患雙方都難以承受。另外，雖然按照《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幹規定》的規定，法官有權對鑒定結論進行實質性的審查，並可依據審判實踐經驗、社會閱歷和生活經驗，對醫療事故鑒定結論不予採信或部分採信，但由于受理案件的司法人員很少具備醫學知識，其審理案件時一般還是會以醫學會的鑒定材料為主要證據，因此判罰結果的公正性受到了患者的質疑。
這三種途徑在實際操作中都離不開鑒定這個環節，鑒定中“裁判員”的公正性至關重要。
現行醫療事故鑒定程序是這樣的：由醫學會從專家庫中隨機抽調鑒定組專家，被抽調專家實行回避原則，即參與鑒定的專家避免從與患者方發生糾紛的醫院抽調。雖然專家庫中專家眾多，但因各大醫院醫生互相鑒定醫療事故，醫學會與醫療機構又同隸屬于衛生行政部門的主管之下，“公私交往”當中難免產生各種千絲萬縷的聯係，醫學會鑒定專家要想做出公平客觀的鑒定，其“超脫”的難度實在太大了。
可以看出，雖然現行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原來衛生部門“既做運動員又做裁判員”的遊戲規則，但這場“革命”並不徹底，最主要的是鑒定主體沒有根本改變，只不過是將“老子給兒子鑒定”變成兄弟姐妹之間的“手足鑒定”。
醫療糾紛鑒定存在的制度性缺陷，造成了醫療糾紛處理不得力，最終加劇了醫患矛盾的發生和升級。
實際上，不管是“近親鑒定”還是“手足鑒定”，關鍵在于要對鑒定加強法制監管，盡可能保證鑒定的公正性。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李國光曾對此作過專門闡述：“醫療事故鑒定結論只是人民法院審查認定案件事實的證據，是否作為確定醫療單位承擔賠償責任的依據，應當通過法庭質證”，“是否構成醫療事故，不是認定醫療過失損害賠償責任的必要條件”。否則，就是鑒定牽著審判的“鼻子”走，是鑒定人員代替法官行使審判權。
另外，要保證鑒定的公正性，組建一個既掌握醫學專業技術，又能夠“超脫”各方利益的鑒定機構，應該是一個較好的解決辦法。
發達國家借助醫療責任險把醫療糾紛從醫院內轉移到醫院外的做法也可借鑒。在醫療責任險得以推行的理想模式下，可以避免大量的過度檢查等行為，醫生可以從醫患糾紛中解脫出來，專心從事醫療工作。但要保證醫療責任險的運行效果，必須由政府、醫院、患者等三方合力，建立起專業有效的調解機制和公平公正的經濟責任轉移機制。(天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