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決定需要關注民主形式和實質理性的統一
民主是個好東西。但這並不意味著只要穿上民主的花衣裳，所有的制度實踐就如有魔力般變得美麗動人。有不同利益訴求的個體和公眾，既是制度的消費者，也是制度的評價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也決定了制度的命運
吸納民眾參與政府決策和決定過程，是民主走向生活的重要實踐，值得肯定。但是有必要意識到，民主的有效實踐，需要一係列富有意義的保障機制。否則，民主的形式並不一定意味著公正和理性化的結果。
在公共決策和行政決定過程中引入民主形式的制度實踐，近來成為頗受社會關注的一個公共話題。不久前，在北京市酒仙橋社區拆遷過程中，政府有關部門引入社區居民民主表決制度決定拆遷方案，引發很多爭論。近日，重慶市政府決定，從本月起在全市各區縣推廣城市“低保”聽證制度。據報載，按照這一制度，居民申請低保，先由民政部門工作人員進行摸底調查，然後舉行聽證會。聽證會在社區居委會舉行，由低保申請者和聽證團參加。聽證團成員包括社區主任、本社區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本社區申請參加的居民等。聽證團成員三分之二舉手表決同意後，申請者方可獲得低保。
重慶這一低保聽證制度的“亮點”，在于將“公眾參與、民主決定”的機制引入行政決定過程之中。在這一制度創新的嘗試中，聽證會成了政府部門作出決定的一個重要環節。聽證會參與者“舉手表決”的制度設計，似乎也暗示，民眾對行政決定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力，不再是“花瓶”或“做秀”。應當承認，相比于以往僅僅由政府部門通過單方面調查摸底而作出決定的行政決定流程，這一做法使行政決定的過程凸現了民主精神和公共參與的色彩；就此而言，這一新的制度實踐，無疑是一次值得肯定的嘗試。
但是，如果我們進一步想像這一“聽證團制度”在實踐中展開的具體情形，就不免會提出一係列的追問。
首先，假如低保聽證制度的核心是引入民主表決的決定機制，那麼，由聽證會參加者“多數表決”來決定低保申請人的重大利益，這是否公正合理？政府決定某個申請者是否應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考慮的核心要素乃是申請人的真實收入是否低于法定的最低生活標準。換句話說，作出低保決定所要考慮的核心要素是一個事實問題。民主表決的方式並不能改變一個事實，就像人們不能通過多數表決來改變3加2等于5這一事實一樣。因此，在這裏，最重要的是充分收集、了解信息，進行理性的分析和證明。三分之二的多數舉手表決，在公正和理性化程度上可能遠不如以事實為依據的論證和說理。由此進一步延伸，我們其實可以發現，那種將民主形式簡單適用于行政決定過程的做法，既過于天真，也不免帶有粗暴和武斷的意味。
其次，假如低保聽證制度中聽證會的作用並不是表決，而只是為政府部門作出最終決定提供相關信息，那我們可以接著追問：政府部門在作出最終決定時，是否會充分考慮聽證會收集和提供的信息？是否存在配套的回應和說明理由的機制？從重慶低保聽證制度的相關報道看，這一點尚不太明確。但可以明確的是，假如缺乏必要的保障聽證會過程公開公平、結果有效的程序機制，聽證會本身的調查和信息收集功能將會受到影響，甚至流于形式。近年來物價聽證會的命運及其所遭遇的公共信任危機，當足以為戒。
再次，假如引入聽證會制度的目的是通過吸納公眾參與、收集更廣泛、準確的信息，以便于政府作出更加合理的決定，那麼，這種促進行政決定的民主化和理性化結合的制度設計，的確可以說是體現了當代公共行政的一個核心價值。但我們仍然可以提出的問題是：在我們所觀察的低保聽證會制度中，這種將民主化和理性化相結合的機制是否存在？如果重慶的低保聽證會制度，在操作流程上能夠為民主參與、理性討論、合理決定提供一些具體的、規范化的嘗試，那將是一個意義重大的創新。
提出這麼一些追問，並不是要給重慶正在嘗試的低保聽證會制度潑冷水。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對這一制度創新的關切，我們才會用期待的眼神審視這一制度實踐。這些年來，各種各樣探尋民主形式的實踐作法層出不窮，但將民主形式與理性決定結合起來的制度變革，仍是一個重大的體制創新難題。民主是個好東西。但這並不意味著只要穿上民主的花衣裳，所有的制度實踐就如有魔力般變得美麗動人。有不同利益訴求的個體和公眾，既是制度的消費者，也是制度的評價者，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也決定了制度的命運。因此，制度的變革和創新，不僅需要在形式和花樣上下功夫，更需要真正站在普通個體和公眾的立場，關心他們的生活體驗和感受。(作者□王錫鋅 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公眾參與研究與支持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