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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前賠償減刑”一類制度為何屢次引發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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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09月28日 08:25:18 來源：法制日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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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我們的壓力很大，但堅信這項制度能夠得到社會的認可。因為‘判前賠償減刑’絕不等同于‘花錢買刑’。”9月27日，面對本報記者的採訪，河南省鄭州市二七區人民法院有關負責人作出回應。 就在9月24日，二七區法院依據“判前賠償減刑”制度———“被告人認罪、積極賠償的，可酌情減輕刑罰”，對一起輕傷害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從輕作出緩刑判決。 此事立即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各種聲音特別是不同聲音撲面而來：“判前賠償減刑”超出了法律授權的范圍；這一制度賦予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太大，不利于司法公正，而且裏面的腐敗空間太大…… “我們事先沒有料到這項制度的實施會產生這麼大的爭議。”作為這起輕傷害案的主審法官，二七區法院刑庭副庭長龐薄對產生這樣的社會反響感到有些意外。 二七區法院有關負責人告訴記者，“判前賠償減刑”並非二七區法院首創，每當有法院推行這一制度時，都會在當地甚至更廣范圍內引發“地震”。二七區法院有關人士及法律界人士對此類制度屢屢引發關注進行了解析。 解析一 從輕處罰具有法律依據 針對二七區法院的做法，有人認為其已超出法律授權范圍。 龐薄告訴記者，法院的做法是有法律依據的。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出臺的《關于審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就有這樣的規定：“被告人已經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此外，刑事訴訟法也規定，人民法院對自訴案件，可以進行調解；自訴人在宣告判決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訴。 龐薄解釋說，設立“判前賠償減刑制度”的目的，是在懲罰被告人的同時，給他一個改過機會，通過對受害人的經濟賠償，化解社會矛盾。被告人賠償與否、是否取得受害人及家屬的諒解，都是法官酌情考慮的情節。 有人認為，“判前賠償減刑制度”出發點雖好，但容易滋生腐敗。 對此，二七區法院刑庭庭長張相卿表示，並不是每一起刑事案件的被告人都能獲得減輕判刑或免刑，法院在具體操作上有嚴格的程序限制，對可能判處緩刑或免除刑事處罰的，必須由法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不是主審法官一個人說了算。 解析二 利于緩解刑附民案執行難 “法院‘空判’是社會上對執行難的戲稱。在清理執行積案活動中，我們發現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的執行積案最多。這裏面原因很多，其中重要一項是被執行人有抵觸心理，‘我牢也坐了，為什麼要賠你？’所以，這類被執行人不願履行刑事附帶民事的法律義務。”二七區法院一負責人對記者說，“推出‘判前賠償減刑’制度，是法院對解決這個問題的一種探索。” 他舉例說，有一起並不復雜的刑事附帶民事案件，被告人及其家屬均向法院表示，願意與被害人就刑事附帶民事賠償進行和解，同時提出了減輕處罰的要求，被害人也向法院表示願意就刑事附帶民事賠償進行調解。但法院沒有採納當事雙方的意見，依法判處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 此案判得沒有任何問題，但給執行工作留下了難度。被執行人刑滿釋放後，法院對民事賠償部分予以強制執行，但這個人已遠走他鄉，此案成為一起執行積案。 “這起案件給我們留下了很多思索。如果能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把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前置，或允許當事雙方就此達成和解，不僅能夠化解由此引起的社會矛盾，還能解決刑事附帶民事案件執行難的問題，何樂而不為呢？”這位負責人說。 解析三 “花錢買刑”誤區需要澄清 “我們注意到，近年來，凡是有關‘寬嚴相濟’、‘刑事和解’之類的案例，都要引起爭議，而且總有很多人質疑。這是值得重視和思考的。”二七區法院有關負責人說，“這裏面存在著思想誤區。” “法院在審理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中引入和解機制，對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的被告人在量刑時從輕處罰，這種做法被質疑為‘花錢買刑’，由此還引出質問：是不是有錢人犯罪受到的處分會比較輕？”河南農業大學法律係主任楊紅朝認為，被告人已經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這和自首、有立功表現予以量刑考慮實質上是一樣的。而且，“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並不改變對被告人行為的定性，並不是對被告人不實施刑事處罰，而是在處罰中予以適度地從輕或者減輕，這和“花錢買刑”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應該說，“花錢買刑”的說法不準確，而且會誤導大家對法律公正性的認可。 楊紅朝說，“花錢買刑”說法的提出，也從另一方面考驗法官在法律適用上的公正性。如何把握“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這個度，決定權在法官，並不代表用錢賠償就一定應該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量刑考慮的是被告人是否真心悔罪並隨之採取積極行動，而不是以“賠償被害人損失”來作為討價的砝碼，這個因果關係不能夠顛倒。 為什麼會出現“花錢買刑”的思想誤區？二七區法院有關負責人分析了原因。 許多人對“賠錢減刑”其實知之甚少。“寬嚴相濟”是我國一貫的刑事司法政策。近年來，在“和諧司法”理念與“慎殺少殺”的語境下，“寬”的層面逐漸拓展。過去一些可從寬可不從寬的案例都依寬而判。同時，“嚴”的尺度越來越嚴。這本來是社會發展趨勢所然。“判前賠償”，體現了被告人對被害人的撫慰，是一種悔罪的表現，這對緩解雙方的衝突是有利的。 另外，很多人對執行層面不放心。任何制度，關鍵在執行者。“賠錢減刑”執行得當，既可撫慰被害人也符合“和諧司法”理念；如執行不當，也可能出現與初衷相反的結果，造成新的危害。所以，既不能抹殺“賠錢減刑”的必要與合理，也不能否認由此出現“花錢買命”的可能。但就是出現了“花錢買命”的個案，也不能因局部瑕疵而否定整體。 楊紅朝認為，要讓公眾不再因“賠錢減刑”而產生爭議，需要法院及時給予公眾足夠的信息，消除疑慮，減少質疑，讓更多公眾能有對司法制度理性評價的條件，才能有理性與文明的民意。
“判前賠償減刑”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爭議，主要是基于人們對“判前賠償減刑”兩種截然不同的認識。從刑事犯罪的被害人來看，如果被告人對被害人及時進行了經濟補償，彌補或減小了犯罪行為所造成的財產損失和身體傷害，從降低社會負面影響的角度來講，“判前賠償減刑”情有可原，甚至十分必要。然而，法律在更多的時候應表現出的卻是剛性，即司法審判上的不折不扣，不因被告人進行了“判前賠償”就輕判，不因被告人沒有進行“判前賠償”就重判，法院審判的唯一依據應該是法律的規定，而不是被告人的賠償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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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底東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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