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行賄行為，害人害己害國害民，焉有網開一面的道理？所以，標題所提的問題，更像一個偽問題。然而，它卻現實地擺在我們面前。
“受賄的判了不少，那些行賄的卻咋總沒事？”這一現象存在多年，令百姓困惑，也不時有專家呼吁“向行賄宣戰”，還有法律專家建議修改刑法，對行賄罪和受賄罪的處罰一視同仁。但重責行賄的呼聲，卻遭到一部分人尤其是司法實務部門同志的反對。他們認為，對行賄者和受賄者等量齊觀，只會讓二者的“利益共同體”關係更加鞏固。而一旦沒有了行賄者的配合，賄賂犯罪的查處難度將會大大加大。
網開一面，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得不到應有懲罰，有損法律尊嚴；而一旦等量齊觀，沒有了行賄者對查處工作的配合，結果可能是，不僅行賄者毫發無損，受賄者也會逍遙法外。面對“兩難”選擇，立法、司法該何去何從？歡迎您發表意見。
姚雯/漫畫
一個受賄市長的反問
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５日，甘肅定西市法院法庭，因為受賄站在被告人席上的蘭州市原市長張玉舜發出這樣的反問：“領導幹部全部按受賄罪判刑了，可沒有一個行賄的老板被判刑，難道只有受賄，沒有行賄？”
通過媒體，我們隔三差五就能看到聽到大大小小貪官因為受賄東窗事發的報道。與此對應的是，把這些貪官拉下水的行賄者被逮捕、被判刑的消息，卻少之又少。想想２００１年底那場著名的“足壇反黑風暴”吧，第一個也是到目前為止唯一一個被揪出來的“黑哨”龔建平，因受賄罪被判了十年，並已于２００４年鬱鬱而死。那些為了贏球給他送錢的人呢？他們在幹什麼？或許，正在以行賄的方式培養新的“黑哨”。
寬容行賄，似乎已經成為我們的傳統。早在２０００年８月１１日，本報就披露了一組對比強烈的數字：１９９９年１月至２０００年６月，江蘇省檢察機關共立案查處受賄案１０１０件１０２２人；行賄案８７件８７人，前者是後者的十多倍。
而廣州市兩級法院審理案件的統計顯示，２０００年受理行賄案件１１件，涉案１３人，同年受理受賄案件１１７件，涉案１２５人；２００１年受理行賄案件１３件，涉案１３人，受賄案件１２９件；２００２年受理行賄案件２１件，涉案２１人，受賄案件１１７件，１２７人；２００３年１月至１０月受理行賄案件２８件，涉案３２人，受賄案件１３６件，涉案１４３人。
近幾年，查處行賄犯罪的力度有所加大。２００７年２月１日《解放日報》報道，２００６年，上海市檢察機關立案偵查涉嫌貪污、賄賂案件４４６件，其中行賄案件４７件。這４４６件案件中，有多少是賄賂案件，報道沒說。來自最高人民檢察院的統計，２００６年，全國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賄賂案件佔貪污賄賂犯罪案件總數的３９．２％。按照這個平均數計算，４４６件案件中，賄賂案件該有近２００件——和受賄案件相比，行賄案件數量仍然少得“可憐”。
而一些個案的報道，更讓我們看到寬容的異化。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賣官案，當地２６５名官員牽涉其中。對這些人的處理，當地採取了“抓大放小”的策略：受賄、行賄５萬元以下的幹部不予追究。（見２００５年４月８日《法制晚報》）
多數行賄者毫發無損，即使有個把“倒霉蛋”被處理，結果也更像蜻蜓點水。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３日《法制日報》報道，因行賄１６０萬元，趙冬輝日前獲刑一年零六個月，而北京市大興區人民醫院原院長接受了他賄賂的３０萬元，被判刑十一年。對于自己得到的處罰，趙冬輝的評價是“還可以”。
一位“老同學”的處方
生病住院，職場升遷，孩子入學……賄賂已深入生活的諸多方面。對某些國人來說，賄賂已經成為他們的生活習慣。
在一些賄賂犯罪中，行賄人的主導作用體現得越來越明顯。既然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把你拉下水，那麼，在手段上就無所不用其極。探究貪官的墮落經歷，我們每每發現，不少人墮落，都經歷了收錢從臉紅心跳到面不改色，再到獅子大開口的過程。他們的每一次“進步”，都有行賄者的“貢獻”。
行賄之所以會成為某些人的生活習慣，是因為無論從投入和產出的比率，還是從他所承擔的法律風險來看，行賄都是一筆再合適不過的交易。在這樣的現實下，要遏制行賄，加大處罰力度、增加行賄的風險就是順理成章的藥方。
對于自己在賄賂犯罪中的作用，對于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行賄者本人也並不諱言。“博客中國”網站有一篇博文，作者記錄了一名以行賄為業的“老同學”為治理賄賂犯罪開出的藥方：“老同學是個很知名𡊨很有錢𡊨很有勢力的房地產開發商。他曾說過，坐在我對面的領導，每個人我都給他們送過笑容、金錢、美女、房子、車子。”“昨天，老同學在請我吃鮑魚的時候說：如果能把刑法中對行賄罪的處罰加重到遠遠大于受賄罪，中國的腐敗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了。”
和受賄罪相比，我國刑法對行賄罪的處罰相對輕緩，這不僅表現在每一檔法定刑，行賄罪都比受賄罪輕，還表現在後者的法定最高刑為死刑，前者則為無期徒刑。于是，有人提出，應該修改刑法，對行賄和受賄規定相同的法定刑，一視同仁地處罰。
一視同仁的立法模式，已有國家實踐。法國刑法典對行賄罪和受賄罪規定的刑罰就完全相同；意大利刑法規定：對受賄者的刑法，同時也適用于向公務員或受委托從事公共服務的人員給予或者許諾給予錢款或其他利益的人。
一位檢察長的批評
然而，向行賄宣戰、一視同仁處罰行賄受賄的主張，一經提出就有人強烈反對。浙江省諸暨市檢察院檢察長苗勇日前在媒體撰文，題目是《從“向行賄宣戰”看理論與實務的距離》，批評“向行賄宣戰”的主張脫離現實，“我們現在法學理論界，有的時候與司法實務離得太遠太遠，常常發表一些理論上無懈可擊，但卻缺少現實意義的‘高見’”。
加大打擊力度，遏制腐敗行為；有罪必罰，維護法律尊嚴。無論從哪個角度看，“向行賄宣戰”似乎都沒有問題。那麼，它何以遭到一些人的強烈反對？
“這樣做，將使賄賂犯罪的查處面臨嚴重的困難。”從查處賄賂犯罪的現實看，這種擔心並非杞人憂天。
賄賂犯罪多是在“一對一”的情況下完成的，屬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范疇，外人很難知曉。這決定了在賄賂案件中，行賄人的口供對案件的偵破起著關鍵的作用。如果他選擇不配合、不開口，那麼，賄賂很可能成為爛在肚子裏的秘密。
行賄人是賄賂行為的受益者，有些人甚至和受賄者之間建立起了親密的關係。在司法實踐中，讓行賄人開口，不是件容易的事兒，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而作出對他們的行賄行為不予追究或者作出相對輕緩處罰的承諾，是解除他們“後顧之憂”的關鍵因素之一。一旦對行賄人和受賄人同樣治罪，二者將成為“一條繩上的螞蚱”。這只能密切他們的利益共同體關係，強化他們抗拒到底的決心。如此，賄賂犯罪的查處工作將舉步維艱。
基于上述擔心，這些同志反對一視同仁地處罰行賄人，而是認為目前立法和司法上對行賄人網開一面，是理性的選擇。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第二款中之所以明確規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正是考慮到了偵破賄賂案件的艱難性和特殊性。司法實踐中，被追究刑事責任的行賄人所佔的比例小，是有法律依據的，不值得大驚小怪。
一名記者的思考
第一，受賄人和行賄人，誰的社會危害性更大？
是因為有人行賄才有人受賄，還是因為有人受賄才有人行賄？這個問題，恐怕就像“先有雞還是先有蛋”一樣，難有定論。但兩者之間因果關係的不明確，並不妨礙我們對二者社會危害性大小進行比較。
受賄罪的主體，是“官”；行賄罪的主體，多是“民”（也有官向更大的官行賄的）。作為掌握公權力，並將公權力作為籌碼來交換金錢的一方，“官”在賄賂過程中多居于主導地位。而“官”的身份和他所掌握的公權力更決定了，一旦賄賂行為對接成功，“官”為“對得起”所收的錢而實施的行為，會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性。鄭筱萸收受賄賂之後放棄監管職責，導致全國醫藥係統的混亂，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所以，筆者認為，行賄者固然可恨，應予嚴懲，但立法作出較受賄者相對輕緩的處罰規定，符合罪行相適應原則。
有同志把一視同仁打擊行賄受賄上升到履行《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義務的高度，認為《公約》的精神是對行賄受賄都嚴厲打擊，對行賄行為網開一面，是和《公約》精神相背離的。對行賄受賄“同樣嚴厲打擊”固然不錯，但這並不意味著對兩種社會危害性不同的行為，一定要規定同樣的法定刑，一定要判處同樣的刑罰。我國刑法規定的行賄罪最高法定刑是無期徒刑，這是一個較重的處罰，體現了從嚴精神。
第二，輕責行賄人還將長期存在。
立法規定了較重的處罰，但司法中被追究刑事責任的行賄人卻比較少。實施了嚴重危害社會的行賄行為，卻不能得到罰當其罪的處罰，這的確有損法律尊嚴。但這種狀況，恐怕還將長期存在。
賄賂犯罪查處工作面對的現實是：要麼行賄人不配合，案件因為證據不足甚至沒有證據而無法偵破，行賄者和受賄者一起逍遙法外；要麼對行賄者網開一面，求得他的配合，將受賄者繩之以法。在這個“兩難”選擇面前，恐怕沒有人不讚成作後一種選擇——這可以看做是分化瓦解腐敗雙方的策略，也可以視為一種無奈的選擇，但這就是現實。
第三，向行賄宣戰，有賴于偵查能力的提高。
立法規定同樣的法定刑，一視同仁地處罰行賄者，並不公平。但在司法上，讓每一名觸犯刑法的行賄者都受到法律追究，則是法治的理想狀態，也是我們應該努力追求的目標。
要實現這樣的目標，有賴于偵查技術的進步、偵查能力的提高。因為只有這樣，辦案部門才能告別對行賄人口供的過分依賴，行賄人才會失去和司法機關討價還價的資本。
需要指出的是，在“刑罰不可避免”無法實現的情況下，刑罰的嚴厲性就成為必需。司法實踐中，多數賄賂犯罪是從行賄人突破的，也有少數是從受賄者突破，並由他“咬”出行賄人。此時，對于行賄人，就應該在法律規定的限度內，給予嚴厲的處罰。
法規檔案：
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 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是行賄罪。
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違反國家規定，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的，以行賄論處。
因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不是行賄。
第三百九十條
對犯行賄罪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賄謀取不正當利益，情節嚴重的，或者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
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