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鄧子濱
據悉，中國政法大學的董彥斌先生在京看過《色戒》後，向北京市西城區法院提起訴
訟，請求判令被告影院和廣電總局退票或者更換完整版，理由是，影院未提供電影真實信息、違反社會公共利益、侵犯消費者公平交易權和知情權，廣電總局審查電影標準過嚴及未確定電影分級制度，造成原告精神損害，要求被告道歉並賠償精神撫慰金（據１１月１４日《京華時報》）。
原告董先生肯定年滿１８歲，根據推斷，屬完全行為能力人，符合起訴條件，但細察其起訴理由，似有諸多不妥之處，所以，法院不受理，那是意料之中的事。
原告稱，觀看電影時發現被告“放映的電影《色戒》為刪節版，該刪節版經過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的電影放映許可證許可”，而且“到今天都不確切知道”被告放映的電影“到底刪了哪些情節”。問題出來了：影片中又沒有插映字幕：“以下刪節××分鐘”，原告怎麼知道是刪節版？既然不知道刪了哪些情節，談何“成年消費者觀看電影完整版符合社會公共利益”？
因此，原告起訴的毛病在于，既然不能舉證是否刪節以及刪節了什麼，怎麼可以憑借推測來狀告他人？如果原告先生有確鑿的證據，他本應起訴放映方沒有像書商那樣誠實地印上“以下刪節××字”，因而涉嫌欺詐。
不過，如果像北京市西城區法院立案部門要求的那樣，一定讓原告舉一個沒有刪節的“范本”證據出來，然後一一對比，那麼，原告“范本”的來路就成了問題，無異于“自證其罪”，萬萬使不得。所以，原告首先應當申請法院調取證據，請法院先有一個“完整版”。
接下來的問題是，假如電影總局真的剪掉了什麼，那麼，被剪掉的部分，法官也是不能看的。否則，就意味著法官比一般人有更強的辨別力，就意味著法官與普通觀眾有所區別，這涉嫌歧視，也萬萬使不得。但如果看不到可資比較的版本，法官如何審案呢？法院肯定認為不便受理。
原告先生應當證明，他和電影審查工作者是一樣的人——有相同的道德水準和專業判斷力。既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也了解公眾想要什麼。但原告先生似乎無法證明自己達到了那麼高的標準。
原告先生似乎還應當證明，他所期待的電影分級制，是以“不同年齡的人確有不同需求”為前提的，並且應當證明，我們國家現有的各級影院的管理能力和誠信度都足以落實分級制。否則，一旦有不該進的人進去，後果誰負？原告先生沒有談到，分級制意味著政府責任的細化，這成本應當由誰來承擔？
原告先生最終要證明，以他為代表的一批人，既然可以和愛人“做”完整版中的那些事，為什麼不能“看”完整版？但是，我敢肯定，原告先生無法盡到這諸多的舉證責任，而法律又沒說這裏採用舉證責任倒置原則。那麼，這案件也就沒法兒審了。
原告先生談到了“放映許可”問題，但他沒有說清楚。作為一部被引進的電影，許可引進是合法的，那麼引進多少，無論是全本引進還是部分引進，都是合法的。站在電影總局的立場上說：我“不引進”合法，引進“整個”合法，給你“半個”為什麼不合法？我針對的是全民，所以不存在歧視。
原告先生還有一個錯誤：他不該狀告電影審查標準嚴格，而應控告這個標準“模糊”。根據法理，“模糊”的法律應當視同沒有法律，否則無異于可以隨意解釋法律。
原告先生沒有告訴我們，為什麼審查標準不能內部掌握？沒有說清楚，不告知公眾的法，屬于秘密法。民主社會，秘密法必須是極有限的，必須涉及國家安危。顯然，《色戒》沒有這麼大威力。
而一旦審查者給出它的標準，你會發現，它所刪掉的，不過是全世界的健康男女都在做的那點事兒。既然不禁止做，看不看又有什麼呀？原告先生何必認真呢？（作者:
鄧子濱 為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
·博士告“色戒” 要看完整版
法學博士告《色戒》放映方
認為刪節劇情侵犯公平交易權和知情權 索賠精神損失費
資料圖片：電影《色戒》劇照
昨天(13日)，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董彥斌起訴華星國際影城和國家廣電總局，稱前者提供的刪節版《色戒》，劇情結構不完整，侵
犯了消費者的公平交易權和知情權；後者沒有建立完善的電影分級制，違反社會公共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