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簽”事件是否擊中了醫療法規軟肋

“拒絕簽字致孕婦身亡事件”引爭論有人稱遇特殊情況醫生可以有手術決定權有人稱不能隨便賦予醫院強制治療權

“拒簽”事件是否擊中了醫療法規軟肋

“拒簽”事件圖解

李麗雲的父親表示先處理和醫院的事情，再辦女兒的後事。

滿懷悲憤的李氏夫婦來到醫院看女兒。

27日最新進展：

·拒簽手術妻兒雙亡事件：死亡孕婦父親決定起訴醫院

·律師上書國務院建議修改《醫療機構管理條例》

·“拒簽”事件續:孕婦父親抵京 3家律所爭相代理

“拒絕剖腹產手術生孩子，後
果自負。”肖志軍在醫務人員百般苦求下，仍拒絕簽字同意懷孕女友手術，還生硬地寫下這短短的14個字，最終兩條人命逝去。

幾天前發生在北京的這一悲劇，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強烈關注。昨天（26日），死者李麗雲的母親李小娥向北京市石景山區八角派出所報案，要求追究醫院和肖志軍的刑事責任。八角派出所稱，將對此事進行調查，若有進展將告知李小娥。

“去報警就是想立案，因為打算到法院訴訟。”李小娥說，她連夜草擬了起訴書，準備起訴肖志軍和北京市朝陽醫院京西分院。

李小娥的這份起訴書寫在一本破舊卷角的練習本上。起訴書上說：“那個自稱是我女兒丈夫的人，很明顯是不合法的，而且一看就知道我女兒是被那個男的拐騙或者要挾的，我女兒根本不可能喜歡或嫁給那種男人。我認為應馬上追求(究)他的刑事責任。最主要的是只要他簽字，我女兒就不會離開人世，這是最可惡的事，其性質就是殺人。”李小娥還認為，醫院不應該眼睜睜地看著女兒走向死亡。

在朝陽醫院京西分院門口，被媒體“圍追堵截”了幾天的肖志軍神情呆滯，機械地回答著問題。和幾天前相比，他的背更駝了，因為沒有一點精神，顯得異常憔悴，整個人倣佛脫了人形。當得知李母已經到派出所報案時，他只是淡淡地說：“我後悔沒簽字，如果判我殺人，我認罪。”圍觀的路人，對著他指指點點，多數是在責備，有的甚至在咒罵。肖志軍有時轉頭看看旁邊的人，目光很茫然。

兩條生命逝去後，有關肖志軍和醫院誰該為此事負責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那麼，實施醫療搶救時，是否必須取得患者家屬的同意？在患者生命垂危的情況下，醫院能否基于“救死扶傷”的職責主動實施搶救行為？如果因為患者家屬不同意，醫院便放棄搶救造成患者傷亡的，醫院應否承擔法律責任？如何完善我國現行醫療搶救立法，妥善調整醫院、患者、家屬之間的關係？就這些問題，記者今日採訪了多位法律專家。

“家屬簽字”是否那麼“必須”

接受採訪的多位專家表示，所有問題的核心都直指“《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三十三條”。這條規定說，醫療機構施行手術、特殊檢查或者特殊治療時，必須徵得患者同意，並應當取得其家屬或者關係人同意並簽字；無法取得患者意見時，應當取得家屬或者關係人同意並簽字；無法取得患者意見又無家屬或者關係人在場，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況時，經治醫師應當提出醫療處置方案，在取得醫療機構負責人或者被授權負責人員的批準後實施。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行政法教授楊建順對此進行了解讀：

“患者的同意首先要考慮，但是治病的話，僅僅是患者的同意還不能形成一個完整的同意權，這個同意權必須由患者和他的家屬兩者組織起來，或者患者和關係人兩者組織起來，這是一層意思。

“在無法取得患者意見的情況下，家屬和關係人的同意就成了這個手術得以合法化的條件。可以看出家屬和關係人在同意權裏佔據著極其重要的地位，甚至比患者要重。

“後面的兜底規定，實際是說，沒有辦法取得意見，家屬和關係人又不在場時，這個權利就交給了經治醫生來行使，他是有權利提出醫療處置方案的，也是必須提出的。”

那麼，實施醫療搶救時是否必須取得患者家屬的同意？楊建順認為，“家屬同意患者接受特殊治療的意見，是醫療機構實行特殊治療時前兩種情形下的選擇性的條件”。

“這句話比較啰嗦，但是不啰嗦講不清這個問題。”楊建順說，家屬的同意算是一種選擇性的前提要件，也就是說家屬的同意是可以被排除的。另外，關係人或者其他的關係人同意了，也組成了選擇的要件，所以就構成要件講，家屬的同意在這裏沒有惟一性。因此，實施特殊治療時，並不是必須取得患者家屬的同意，在法律上沒有這樣一個必須同意的地位。

中國人民大學商法研究所所長劉俊海則認為，按照現行的制度設計，家屬的意見的確是醫院實行特殊檢查、特殊治療的必要前置程序，所以在通常情況下，要實行手術檢查或治療行為的時候，必須獲得患者、家屬、醫院三方的同意。

“但是家屬的同意制度也有內在的局限性：從法律上看，患者才是醫療服務合同的一方當事人，家屬不是，由合同外的第三人否決醫患雙方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法律上有所牽強。”劉俊海說，“此外，倘若本人無法做出意思表示，而家屬的決定又違背醫療規定、醫學常識，醫院可否依據自己的職業判斷，為了患者的最大利益而實施搶救？這恰好也是此事中爭議最大的問題。”

醫院該放棄搶救還是強制治療

那麼，如果因為患者家屬不同意，醫院便放棄搶救造成患者傷亡的，醫院應否承擔法律責任？對于這一問題，專家們的意見針鋒相對。

“我認為要說醫院沒過錯，是說不過去的。”北京市九州律師事務所律師王軍說，醫療機構的宗旨是救死扶傷，這個在醫療管理條例第三條有明文規定。醫療機構因為家屬不簽字，在患者的生命和自己有可能面臨的責任之間選擇了放棄病人的生命，這個從倫理上來講顯然是不對的。

“再從法律的角度看，其實第三十三條是有兜底性的規定，遇有特殊情況，經經治醫師提出醫療處置方案報醫療機構的負責人或者是被授權的負責人批準後可以實施。運用這一條醫院是完全可以對瀕臨死亡的患者採取必要的手術搶救措施，挽救她的生命，也就是說法律賦予了醫院這樣的權利，醫院沒有運用，反而把責任推給家屬不簽字，我認為是沒有道理的。”王軍說。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孫東東則發表了完全相反的觀點，他認為，這一事件是極端個例，不具有代表性，“醫院在這一事件中也沒有任何責任”。

對于條例第三十三條規定的“特殊情況”，孫東東認為，並不包括此事中出現的情況。“條例中的特殊情況是有嚴格限制的，指的是患者家屬不能履行職責的，比如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或者智能障礙等。”

曾參與《醫療機構管理條例》起草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卓小勤也認為，法律沒有規定特殊幹預權，這種權利實際上是強制治療權，只有特殊情況下才能行使。一種情況是在發現甲類、乙類等傳染病時，醫療機構應當根據病情採取必要的治療和控制傳播措施。還有一種情況是，精神病患者可能會危害他人時，公安機關可以將其送到精神病醫院強制治療。這兩種情況是很特殊的，第一種是出于公共安全的考慮，第二種患者在發病期間已經喪失行為能力了。

“如果把強制治療權給醫院，怎麼保證醫院不濫用？這樣的權利如果通過立法或形成制度，那就太可怕了。我不願意開刀，你非得開，這不是謀財害命嗎？我不願意住院，你偏讓我住，這不是限制人身自由、非法拘禁嗎？這種權利是不能給醫院的。”卓小勤說。

對于有些人提出的“成立一個委員會，對具體的案件作出判定”的想法，卓小勤認為也是不可取的。“你不是病人，你不知道哪個方案最適合患者本人。比如癌症晚期的患者，如果積極治療花費幾十萬元，可以維持幾個月的生命。有的病人會接受，因為家裏有錢。有的病人不會接受，家裏沒錢。那麼，怎麼判斷哪個方案是最佳方案呢？只有病人自己才知道哪個適合自己。還比如，難產的患者，產婦和胎兒不能兩全，是保孩子還是保大人？怎麼做出一個決斷？哪一個決定才是正確的？有什麼標準呢？也只有患者自己才能判定什麼是最適合的。”

“什麼是病人的真正利益之所在，並不是醫務人員能夠輕易作出判斷的。如果醫生能夠行使對病人的生殺大權，包括治療方案的決定權，那麼我認為一定不是好事，因為這樣的一個權利很容易被濫用，而最終受害的就是患者。”卓小勤說。

肖志軍是否涉嫌過失殺人

在這一悲劇中，肖志軍無疑處于風口浪尖，社會輿論對其的口誅筆伐可謂是鋪天蓋地。

在得知死者母親要起訴醫院和肖志軍時，孫東東難以抑制激動情緒地表示，“我建議告肖志軍涉嫌過失殺人，並要求民事賠償。”

王軍表示不同意這一觀點。他認為，既然法律法規賦予了家屬對手術的選擇權，那麼我可以選擇同意，也可以選擇不同意，現行的法規並沒有將急症手術與其他手術區分開來，也就意味著要搶救患者生命必須要做的手術也得要徵求患者及其家屬的意見，他有權同意也有權不同意，現在肖志軍行使了法律賦予他的權利，你又說他構成過失殺人罪。不同意就意味著我是過失殺人，我要坐牢，那麼我就只能選擇同意，是不是這樣呢？只能選擇同意，那還叫選擇嗎？王軍認為，這裏形成了一個悖論。

悲劇是否擊中醫療法規軟肋

“每當人們發現一個重大案例出現的時候，實際上往往是我們制度設計重新調整的拐點時期。”劉俊海說，“此事涉及到如何完善立法，現行的制度設計該如何改革的問題。”

劉俊海建議，在制度設計上，要按照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對于涉及到醫患關係的法律、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還有醫療機構管理條例進行全面地清理，該廢止的廢止，該修改的修改，該立新法的盡快地納入新的立法規劃。“好人和好制度同等重要，但是好制度更重要。我認為首先要改革的是制度本身，如容易引人誤會的模糊語詞‘特殊情況’這四個字，我們一定要增強它的可操作性，還醫院一個清白，也還患者一個明白。”

楊建順認為，目前實務界和學界對條例的理解和解釋大多存在著偏差，而這種理解上的偏差被貫徹執行于實際醫療搶救之中，就導致了悲劇的發生。因此，必須對現行的規定採取一些補充和完善的措施，比如進一步明確區分一般情況和特殊情況。

楊建順表示，還要明確醫師和醫院實行緊急救助措施情況下的免責規定。“我們不能不面對這樣一種現象，現在的醫患關係非常緊張，沒有醫生敢‘非法’救人。實際上，哪有什麼非法救人呀！救人就是合法的。在什麼情況下醫院可以實施緊急救助，而不需要承擔責任應該做出明確、充分專業化的規定，要有專門的技術把關，有專門的倫理道德的把關，有社會的充分支持才行。”

對以上觀點，卓小勤認為，目前的法律框架是比較完善的，也是比較合理、科學的。孫東東也表示，目前條例的相關規定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漏洞。對于家屬拒不簽字、患者有生命危險的情況，法律不可能作出特殊規定。本案例這種極個別的情況是無法避免的。（記者郭曉宇通訊員王一飛）

最新消息

院方法律顧問表示再遇類似情況仍會照樣辦理

如果再遇到家屬或關係人不簽字或不接受手術治療的情況，將仍會照以前的方式處理。這是北京市朝陽醫院法律顧問胡文中11月26日中午面對眾多媒體記者作出的表示。

北京市朝陽醫院西院區原定26日上午11點就“拒簽”事件召開的新聞發布會，因故推遲到12點半。會上本報記者提出，如果今後再發生類似情況，醫院將如何處理時，胡文中說：“還會同樣處理。”他接著說，如果媒體能充分宣傳，今後就不會再出現類似情況。

當記者就此問題詢問該院主管醫療的副院長趙立強時，他沒有正面回答，而是說這種情況非常特殊，他從醫多年第一次遇到，希望不要再遇到類似情況。

這是事件發生後醫院第一次舉行的新聞發布會。

會上院方只有趙副院長和法律顧問出席，記者曾要求主治醫師和給女死者男友做精神病鑒定的神經科大夫出席，醫院沒有同意。

會上，院方介紹了事情的經過，稱他們按照有關規定已經做得很充分了，沒有任何責任。

本報記者提問：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33條特別指出，如果出現無法取得患者意見又沒有家屬或關係人在場，“或者遇到其他特殊情況時”，經治醫師應提出醫療處置方案，在取得醫療機構負責人批準後實施，是否可以理解為緊急情況下，醫院領導可以做出救治決定？胡律師說，家屬或關係人不簽字或簽字不同意，不屬于特殊情況。他還說，媒體應該追究死者男友的責任，而不應尋找醫院的責任。

院方還著重強調，死者男友肖志軍不是拒絕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字，而是拒絕讓醫院做剖腹產手術。院方出示了肖志軍的簽字，是寫在一張病歷上的一行歪歪扭扭的字體：“拒絕剖腹產手術生孩子，後果自負。肖志軍。” （記者李鬱）

兩律師請求修改醫療機構管理條例

北京兩名律師今天上午向國務院提交信函，建議對醫療機構管理條例作出修改。

北京扶公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趙廷凱和張浩然稱，了解到孕婦因男友拒絕醫院做手術而死亡的事件後，受到很大震動。他們認為這一事件反映出死者關係人肖某的“固執”與“愚昧”，也“暴露出了現行醫療機構手術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因此，他們向國務院提交了《關于請求對醫療機構管理條例進行修改的建議》，請求對該條例進行“適當修改”。

兩律師認為，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33條規定手術或特殊治療須徵得患者同意，家屬或關係人同意並簽字，立法的本意是保障患者的知情權和選擇權，保障醫療機構的權利，但醫療衛生事業首要選擇是尊重和保護生命。如果與此有衝突就可能造成這樣的局面，即在危急時刻，患者生命權可能完全由家屬和關係人決定。如果家屬或關係人認知能力、判斷能力低下或出現心理障礙，就會對患者生命造成極大威脅。如果有惡意傾向，其危險性就更大。

兩律師建議，在相關規定中，賦予醫療機構處理緊急情況的權利。在無法取得相關人員同意的情況下，醫療機構有權利和義務按照正確的治療方案實施搶救。醫療機構採取的搶救方案符合現行醫療科學的，不應承擔法律責任。

兩律師稱，建議書已以信函形式郵寄給國務院辦公廳。

這兩名律師還表示，他們自願免費為死者李麗雲的父母作法律代理人。今天下午，他們來到死者李麗雲父母所住的石景山區魯谷小區展龍賓館，向李麗雲父母表明了這一點。（記者李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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