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媒體是現代民主法治政府的一面鏡子。對于新聞媒體的報道，政府官員不能一誇就笑，一碰就跳
新年伊始，陜西榆林市委書記周一波以其開明、果斷的不尋常舉動贏得了一個“滿堂彩”。他在完滿處理綏德職校校長被拘事件的同時，還特意感謝新聞媒體和社會各界的監督，並鄭重表態：對記者的正常報道要熱情接待，自覺接受監督和批評。不能讓輿論監督放空炮。對記者主動為當地政府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發展的要給予獎勵。對與事實有出入的報道應及時溝通，說明情況，取得理解。各級領導同志和記者是相互監督的關係，應自覺處理好和維護好工作與監督的關係。要對報道和批評表明態度，絕不允許對記者的報道麻木不仁。
在我看來，榆林市委書記的這番表態不僅僅是針對輿論監督而言，也是其內心恪守與身體力行的新聞觀念的最好表露。顯然，輿論監督是記者採集新聞素材的一個部分，其內容不應僅以所謂“負面新聞”概括之。如果一個地方發生了諸如礦難、交通事故、爆炸或人命案等事件，一個身處現場的新聞記者能夠如實報道(而非虛假報道)，將事件或案件的真實場面和內幕真相公之于眾，是其本職工作要求之所需。此時，誰都不能簡單地認定該記者所採寫的新聞是不是“負面新聞”，更不能由被報道的地方單位和人員片面地設定為“這是出我們的醜”，直至以各種手段鉗制記者採訪與報道。最好的態度和方式，乃是依榆林市委書記的那番思路“對記者的正常報道要熱情接待”，以及“對與事實有出入的報道應及時溝通，說明情況，取得理解”，而不是“龍顏大怒”，找上門來興師問罪，或者採用極端手段“報復”，以解心頭之恨。
在我們國家，新聞工作是黨和政府的重要喉舌，是聯係人民大眾的重要橋梁，這一工作性質就決定了無論是採寫“正面”還是“負面”新聞，只要該新聞工作者的用心良好，遵紀守法，其目的就不言自明，就能達到“各級領導同志和記者是相互監督的關係”，他就不應該被人指摘和刁難。大量事實證明，一個地方的工作成就好與不好，一個地方黨政官員的形象如何，是與那個地方的黨政官員平日的“作為”與“不作為”以及“如何作為”密切相關的，更是與當地人民群眾的切身感受相聯係的，而不是簡單地與記者的報道如何直接挂鉤。倘若非得說有“聯係”，那也只是當地黨政官員如何看待與對待新聞報道(自然含輿論監督)的問題了，即是不是以新聞報道中所指出的問題來對照和檢查自己的工作，做到“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以正面宣傳為主，弘揚主旋律，是新時期每個新聞工作者擔負的一項神聖使命。但這不能簡單地認定為可以對個別地方，個別部門發生的違法亂紀的現象與事例一概充耳不聞，不予報道，以及對當地群眾依法進行的申訴和控告不予聲援。要知道，對國家工作人員的不法行為進行檢舉和控告是國家憲法賦予公民的一項神聖權利，誰都沒有權力予以威脅與阻礙。但現實中偏偏有人不理這一套。記得集受賄、賣官以及濫用職權等腐敗行為于一身的前湖南郴州市委書記李大倫，就是一個對輿論監督似乎有著切齒仇恨並出言不遜的“土霸王”。早在2004年的一次黨政聯席會上他就聲稱：“如果媒體來曝光，就把他們的照相機、攝像機砸了再說！”不僅如此，他還指使市委宣傳部長樊甲生、紀檢書記曾錦春(此二人已被查辦)直接起草了一個“四不準”文件：各單位一律不準接待市外媒體記者；不得通報重大案件、突發事件的進展情況；不得對外提供新聞線索；不得隨意召開新聞發布會。讓人感覺郴州是一個水潑不進、針扎不透的“土圍子”。
現在看來，李大倫們如此痛恨新聞輿論報道和監督，還是與他們自身不潔與信奉愚昧狂妄的“霸道新聞觀”相關，即新聞報道必須唯他們馬首是瞻，不能有一點出格的地方。此時他們已儼然將自己的官職地位看作高于黨的利益要求，並按照個人的喜憂哀樂約束新聞媒體該如何如何，使媒體成為俯首聽命任意遭受擺弄的一個工具。這種完全錯誤的新聞觀當然不能被人們接受。近年來，新聞輿論部門注意貫徹和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以及國家法律法規，自覺地發揮輿論機關的傳播與監督功能，為黨和國家以及人民的利益鼓與呼，贏得了人民群眾的稱讚與歡迎，便是對“李大倫們”的霸道新聞觀給予了有力的否定，也是對陜西榆林市委書記周一波近期倡導的“開明新聞觀”的最好褒揚。
說到這裏，我們不能不提到長春市近日建立新聞媒體監督日報制度。同樣是一個城市的行政首長，長春市市長崔傑要求政府組成人員每天早晨必須讀報，以期“通過報紙聽民聲、觀民意，了解百姓疾苦，檢查管理中存在的問題和漏洞”。在我看來，以如此姿態對待反映政府工作漏洞和存在問題的新聞報道，逐步建立快速有效的問題發現、傳導和解決機制，無疑是一件大好事。雖然現在人們還看不出這一做法的最終效果，但崔市長所信奉的新聞觀念同樣令人肅然起敬，即：新聞媒體是現代民主法治政府的一面鏡子。對于新聞媒體的報道，政府官員不能一誇就笑，一碰就跳。或許，有時候媒體的報道未必很準確，但政府官員的心態何不放得更平和一些？（評論員 劉國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