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公共事件凸顯治理脫節
網絡媒體推動公眾事件凸顯社會治理條件的變化，一些基層幹部的治理理念、素質與當前民眾、執政環境需求存在“治理脫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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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新年前後，遼寧、陜西、湖北等地相繼發生了西豐事件、綏德事件、天門事件等衝突事件。這三起事件經網絡輿論傳播放大，造成廣泛社會影響，有關專家認為這等同于新型公共安全危機。在媒體的“定向衝擊力”之下，一些地方基層主要幹部暴露出不善應對新型事件、執政觀念落後、政治敏感性差等問題，執政理念、手段與現代社會要求出現明顯“基層治理脫節”現象。
網絡助推個案升級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傳媒預警研究”課題組負責人、華中師范大學副教授喻發勝分析了近期三起侵權衝突事件的共性：一是事件起因均是“枉法行政”，個別領導幹部或執法人員群體侵犯了公民的基本權利；二是事件發展均經網絡傳播放大，當事人遭受巨大輿論壓力；三是事件處置雖從一定程度上回應了網民要求，但輿論並不因此平息，反而向批評幹部權力、政治體制等方面轉移。中國人民大學涂光晉教授認為，近兩年來，無論是政府組織還是社會組織，越來越多的公關危機開始由“公眾”危機向“公共”危機轉化，即由組織與特定公眾的關係危機，演變為涉及公共利益、危及公共安全、造成重大社會影響的危機。
社會學家、武漢大學博導周長城教授認為，這幾起侵權個案經網絡傳播，形成“輿論風潮”，其影響覆蓋面大大擴大，不僅給社會心理投下陰影，還帶來不少影響穩定的隱患，已具有公共事件的性質，構成了一種新類型的公共安全危機。
據本刊記者調查，三起事件輿論關注的中心從侵權案事發與上升到對理念與制度的“定向衝擊”，均在較短時間內完成，大體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事發後一兩天內的“悲情階段”。此時國內一些媒體報道事件本身，網民表達關注，探尋事件真相，發言普遍較為情緒化。天門事件事發次日，國內各大網站均予以轉載報道，當天僅新浪網新聞跟帖就達19000余條，大部分跟帖均批評城管人員粗暴殘忍，執法犯法。綏德事件事發後次日，網上跟帖大多是追問事件真相，激烈言辭所佔比例還不大。第二階段是事發後兩三天內的“追責階段”。此時若幹媒體進行深度分析報道，體現多方聲音的網民群發議論，並大量鏈接同類案例，追尋事件根源。比如，有網民將西豐事件、綏德事件與近兩年重慶“彭水詩案”、山西“稷山文案”等一係列事件聯係起來，集中探討因言獲罪現象。天門事件也引得網民紛紛上載各地城管“暴力執法”案例，等等。第三階段是事發後三四天內的“過激階段”。此時境外媒體、敵對勢力介入，借機進行反華宣傳，甚至策劃組織群體性事件。天門事件發生後第三天，與境外有關組織聯係密切的幾個人即策動各種活動，以種種手段煽動群眾情緒，等等。有邪教網站也呼應有關活動進行大肆渲染。周長城、喻發勝等專家分析認為，今年初這幾起侵權個案之所以迅速演化為公共事件，除近年來全社會維權意識高漲，及侵權事件具有普遍性、代表性、貼近性外，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傳播技術的進步與傳播媒介的競爭，特別是網絡媒體的崛起與普及，加快或擴展了信息的傳播速度與影響范圍，使侵權事件極易進入公共傳播領域並被設置為公共議題。據一些長期從事信訪工作的幹部反映，十幾年前群眾維權都是找黨政部門；後來講依法辦事，都涌向了司法機關，五六年前輿論監督力度加大，不少人想方設法找新聞媒體，甚至找境外媒體“告洋狀”；現在網絡媒體作用大，一些人直接上網表達訴求，希望引起網民普遍關注。
輿論敏感點落差凸顯觀念落後
年初發生的這三起事件中，地方黨委政府、司法機關、民眾和大眾傳媒均是主角，其中大眾傳媒“戲份最重”，不僅集納民眾的聲音進行輿論監督，而且僭越司法職能展開了聲勢浩大的“輿論審判”。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呂忠梅說，與司法審判不同，“輿論審判”更多的是猜測、推論，不重證據；採用道德標準而不是法律標準；習慣性地對“被告”進行“有罪推定”，甚至不容“被告”舉證和解釋。有時媒體報道的事實與司法認定的事實不可能完全一致，有時甚至完全相反，但媒體報道已經給公眾造成了先入為主的印象，當司法裁判與人們的判斷結果不相同時，就會認為司法裁判不公正。“輿論監督強勢”並不表明我國輿論監督到位和充分。喻發勝認為，我國輿論監督還處在初始發展階段，主流媒體輿論監督似乎存在被邊緣化的趨勢，真正強勢的是以網絡為主的新興媒體，網絡輿論以強烈的互動性和暴發性，短時間即可形成所謂的“輿論風潮”。這可以與多起“因言獲罪”案件互相印證，表明一些官員的“輿論敏感點”，與公眾要求存在嚴重脫節。
在過去兩年多時間裏，我國先後出現多起普通幹部群眾因評論所在地區主要領導而遭司法制裁的事件。
本刊記者在調查相關事件時了解到，這些普通幹部群眾“因言獲罪”的表面原因是“誹謗、侮辱”了所在地的黨政主要領導。但究其根源，應該說是這些主要領導自身政治素養不夠，個人好惡情緒與執政履職行為相互混淆，甚至個人情緒成為主導，不惜動用公權力。記者在基層採訪發現，一些基層領導幹部現有的執政思維和能力依然習慣于不開放、不透明狀態下的向上集中、向下強壓式的執政模式。另外，在一些地方，少數領導幹部還殘留著傳統封建意識下的愚民執政理念，不習慣在日益成熟的社會監督、輿論監督氛圍下工作，不習慣“公開、透明”執政。記者在調查國內幾起“因言獲罪”事件的過程中了解到，事件涉及的基層主要領導幹部的政治素養低下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太把普通幹部群眾的批評“當回事兒”，眼裏揉不得半粒砂子，遇事反應極端、過度，歸結為“從政心理脆弱”；二是太不把普通幹部群眾的批評“當回事兒”，也不在乎隨意動用司法力量可能給黨和國家帶來的負面影響，單純地認為這是一件不足挂齒的“家務事”，歸結為“政治敏感性差”。一些專家學者在分析造成基層幹部政治素養低下的原因時認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績觀”是制度因素，不重視理論學習、日常學習往往流于形式、走過場是直接原因。
“三無”暴露“基層治理脫節”
在現代媒體快速、集中、定向的監督之下，一些基層幹部顯得準備嚴重不足，應對失據。表現在對事態的發展沒有判斷預測能力、沒有自主決策能力、沒有執政團隊精神的“三無現象”，表現出從理念到手段上與現代社會的治理要求明顯脫節，執政能力的巨大落差亟待彌補。陜西省綏德縣縣長崔博因“校長追簽被刑拘”事件被許多網友稱為“2007年最牛縣長”。本刊記者在綏德縣見到崔博時，手足無措的他正感到滿腹委屈無處訴說。在綏德上任3個月，崔博抓了整頓機關幹部作風和規范依法行政兩項重點工作，但讓他沒想到的是他卻因工作作風和依法行政問題被推到風口浪尖。崔博在講為官不被人理解的委屈時不由自主地兩次流下了眼淚，他反復強調會用實際行動證明自己是一個組織信任和群眾滿意的幹部。但是在輿論聲討鋪天蓋地而來時，他卻選擇了沉默。這時崔博流的不僅僅是委屈的眼淚，在從未經歷過的壓力面前，淚水可能是崔博無力應對的無奈和孤獨無助的脆弱心態。綏德縣委書記、縣人大主任等領導雖然向記者表示會和崔博在一起妥善處理。然而，直至市委書記周一波親自到綏德之前，綏德縣方面並沒有任何的糾錯行為。
應對涉政涉法公共應急事件處置能力是基層幹部執政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事實上在處理這類事件時，一些基層幹部表現得手足無措。
湖北省黃石市2006年“8·6”群體性事件中，當大冶市民啟程前往黃石市時，時任大冶市委書記的肖家祥手足無措，甚至號啕大哭。事後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面對局面失控我實在無能為力，哪怕給他們下跪能扭轉局面，我也會毫不猶豫去做！”
專家認為，“一把手”在處置突發事件時流淚表明了他們在應對復雜局面時缺乏對事態發展的判斷和預測能力，對涉政公共事件缺少足夠的政治敏感。
沒有了基本的判斷，再加上長期以來“官本位”思想以及“權大于法”的慣性思維模式和“執行命令”的執政積習，使一些幹部在處置突發的涉政公共事件時缺少了自主決策能力。近期的三起事件都是在網絡剛開始報道時，沒有主動快速查清事實、認真糾錯，或者利用媒體和網絡等媒介澄清事實，而是麻木不仁甚至惟恐避之不及，從而喪失了在事件初期有效控制事態發展的最佳時機，導致事件不斷升級。同時在主要領導處置公共事件中，其他一些幹部缺乏團結應對的團隊精神，將自己置身事外，當了冷眼“看客”，往往使“一把手”決策時顯得很無助。
現代社會下，基層“點”上的問題往往容易演化為全國“面”上的事件，這對基層幹部、尤其主要幹部素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專家分析，在處置突發事件中一些幹部的表現，暴露出目前基層政權“一把手”的執政能力尤其是運用理論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有待提高；大局意識尤其是從全局出發把握和處理問題的能力有待提高；應對復雜局面和風險，處理各種社會矛盾和協調不同群體利益的能力有待提高。同時，一些基層幹部以忙于公務為由不重視學習，不去研究新時期中央對基層幹部執政能力的新要求，不去研究通過新聞媒體、網絡民意等新形勢下，老百姓對執政者的新期待，而是習慣于以命令、經驗、習慣取代法規和程序，沿用只看上級眼色，不顧群眾利益的“官本位”思維模式和濫用司法的“權大于法”的執政積習。受訪的多位專家建議，當前在換屆過程中，在幹部履新前進行新任崗位執政能力的培訓時，應該通過典型的案例，對生產安全突發事件、群體性突發事件、涉政公共事件處置能力進行專題培訓；提高幹部對不斷出現的涉政涉法公共事件的判斷預測能力、自主決策能力和加強執政團隊精神培育。(記者張先國 劉娟 楊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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