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長用“特務手段”索賄 行賄者不知錢給了誰
余天奇學習案例的時候，怎麼也沒想到聰明的自己有一天也會坐
到訊問室裏。這位重慶市萬州區出入境檢驗檢疫局原局長目前正在監獄服刑。他曾在四川省內江市政府辦公廳擔任過８年保衛處長，後以“特務手段”索賄而著稱（２月２１日《檢察日報》）。
余天奇所謂的“特務手段”，是他通過鑽研案例想出的——他設計一個異常隱蔽的方案，自己不直接出面索賄，而是讓其同夥扮演“神秘角色”，向承建萬州商檢局的新辦公樓和宿舍樓的建築公司索賄。但“聰明反被聰明誤”，事隔８年後，該案還是東窗事發，余天奇被終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其同夥也被判處九年有期徒刑。
可以預料的是，隨著反腐敗鬥爭的開展，貪官們必將越來越青睞于形形色色的“特務手段”。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對付越來越狡猾的貪官，檢察機關的反貪部門也應該用上“反特手段”了。
然而，正如十屆全國人大代表、吉林省檢察院原檢察長索維東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所說的，“當前社會各界對檢察機關反腐敗寄予厚望，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檢察機關的偵查手段如此少呢？”原來，我國的檢察機關並沒有法定的技術偵查手段。技術偵查被認為是一種能夠實現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權兼顧的理想偵查方式，是指偵查機關運用現代科技設備秘密地收集犯罪證據、查明犯罪嫌疑人的強制性偵查措施的總稱。我國刑事訴訟法對此卻沒有具體規定，《國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只賦予國家安全機關和公安機關可以行使技術偵查權。１９８９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協助人民檢察院對重大經濟案件使用技偵手段有關問題的答復》曾規定：“對經濟案件，一般的不要使用技術偵查手段。對于極少數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主要是貪污賄賂案件和重大的經濟犯罪嫌疑分子必須使用技術偵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經過嚴格審批手續後，由公安機關協助使用。”這個作為內部工作協調的“答復”，忽略了檢察機關的技術偵查求助于公安機關可能帶來的三個弊端：一是公安機關本身的技術偵查任務已經非常繁重，檢察機關的技術偵查要求勢必被擺到從屬地位；二是檢察機關偵查的職務犯罪有其特殊性，與普通的刑事犯罪相比，對技術偵查的要求必然更高；再者，委托性質的技術偵查不利于案件保密，甚至會貽誤偵查戰機。
與此相反，檢察機關或檢察官都擁有技術偵查手段卻是很多國家的通例。例如在英美法係的美國，根據１９６８年《綜合犯罪控制與街道安全法》的規定，檢察官對賄賂政府官員罪，有權進行監聽、竊聽、使用線人等技偵手段和措施。他們認為，賄賂等腐敗犯罪是一種高隱蔽性的犯罪，很難取得令法庭滿意的證據，因此只能依靠技術偵查和“秘密滲透”的手段。雖然這種手段過去和現在一直受到強烈的批評，但司法部門堅持認為，“對官員的貪污必須使用新的手段才能查清情況，掌握證據”。同樣，在大陸法係國家，法律也賦予了檢察機關或檢察官以技偵權，並且規定了更多的技偵手段和措施。
我國立法沒有充分考慮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的職務犯罪案件具有隱蔽性、復雜性和高智能化的特點以及檢察機關打擊此類犯罪對高科技偵查手段的迫切需求，單憑傳統的偵查措施，無法使查辦腐敗案件取得突破性的進展。“查辦腐敗案件不能沒有技偵手段！”這已是戰鬥在反腐第一線的檢察幹警的共識。另外，我國的立法對于職務犯罪的誘惑偵查、測謊等特殊偵查措施的規定也幾乎是空白。貪官學“特務”已經對傳統偵查方式提出了挑戰，從長遠看，立法應當盡快賦予檢察機關必要的偵查手段，這樣才能不斷提高檢察機關收集職務犯罪證據的能力。 （王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