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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6月，來自廣西各級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進行模擬注射死刑的演練。李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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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成都。一個封閉的室內，“醫生”將針頭準確無誤地扎入“病人”的靜脈血管，進入體內的“藥水”在兩分鐘內，結束了三名死刑犯的生命。
這三個人，生前因各種原因殺害了他們的親友。
如果行刑提前11天，終結他們生命的會是幾枚冰冷的子彈。
建國後，槍決一直是中國統一的死刑執行方式。1979年作為執行死刑的惟一法定方式，槍決被正式寫入刑法。1996年，新刑訴法補充加入注射作為死刑方式之一。
作為首座試點城市，1996年昆明為四名死囚執行了注射死刑。目前，雲南、成都、太原全面廢止了槍決，另有多個城市計劃今年內全面推行。
從槍彈到針頭，中國刑罰的人道進步在悄然加速。
刑場歸來不敢喝粥與蛋湯
旁觀死刑犯的公判大會，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人耳熟能詳的集體記憶。
死刑研究學者劉仁文對二十多年前目睹的一個場景記憶猶新：一個被捆綁的女囚，脖子上挂著寫有名字、打了紅叉的木牌，在敞篷卡車上沿當地主幹道遊街示眾一圈後，押往宣判大會會場。下車時，女囚被武警用力一拽胳膊，直接從車上跌滾下來。
1984年，全球已有87個國家廢除了死刑。其時，聯合國敦促仍延用死刑的國家“判處死刑後，應以盡量減輕痛苦的方式執行”。
彼時的中國，“嚴打”正酣，盛行運動式執法。
死囚們在數量龐大的圍觀者面前接受公判後，直接被拉往刑場執行槍決。對中國北方一些普通百姓而言，槍決死刑犯的作用不僅是政府所宣稱的“威懾犯罪，安定社會”：一些人將死刑公告下角的法院公章摳下，縫進體弱多病者的衣服裏，以驅邪扶正。
1997年6月初，成都禁毒日集體宣判大會因香港回歸而提前。成都某高校刑訴法副教授縐宇(化名)目擊了當時的槍決現場。
刑場設在成都東郊，兩個籃球場大小的空地。十余名死刑犯一字排開，各自面向一個小土坡。持槍的武警上前，在半米開外對準犯人腦袋。
槍響，子彈穿透後腦，飛出臉部，濺入土坡。
“有兩名死囚倒在土坡上時還在掙扎，武警立即上前補了一槍。”縐宇仍然記得，法醫驗身後，書記員一一記錄“×××，×彈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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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6月25日，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對4名涉毒罪犯驗明正身後準備押赴刑場槍決。李鳴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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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刑訴法對死刑執行的程序規定，指揮執行的審判人員，對罪犯應當驗明正身，訊問有無遺言、信札，然後交付執行人員執行死刑。執行死刑後，在場書記員應當寫成筆錄。法院會將執行死刑情況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執行死刑後，法院通知罪犯家屬。
“死刑犯和執行者好像一下子互換了角色。”縐宇說，從那刻起他堅定地反對死刑。
從槍決刑場回來後，縐宇和許多剛上崗的行刑法警一樣，很長一段時間不敢喝粥和蛋湯，這會讓他們想起四溢的腦漿。
1996年“嚴打”高潮過後，宣判大會規模逐漸縮小，次數也開始減少。此外，無罪推定、少殺慎殺等法治理念的普及，劇場式的宣判景觀與行刑場面，漸漸退出日常生活。
“貪官的最後特權”？
1996年3月，首座試點城市昆明為四名死囚執行了注射。作為一種隱秘的執行死刑方式，注射陸續通過解密性的新聞報道，或坊間的傳說版本，間接進入公眾視野。
曾目睹過注射行刑的一名法官告訴本報記者，被固定在執行床上的犯人，“眼神像臨終前的病人一樣安靜”。注射數秒後，電腦顯示屏上的腦電波停止了跳動，變成幾條毫無生氣的平行線。
注射全程讓這名法官肅然而生“專業感”，因為這“不再是對一個有疼痛感的肉體行刑，而是對一個擁有所有權利的司法對象，依法剝奪其生命權”。
據媒體披露，注射行刑共分三步進行。執行法警首先將死囚固定在注射床上，像平常給病人打點滴一樣，將針頭扎入死刑犯的靜脈血管。這項工作一般由經過專門培訓的法醫擔任；接下來是注射藥品，分別為“1號藥”和“2號藥”，待執行號令一發，執行人員手按“注射鍵”，兩種藥水相繼注入死刑犯體內。最後，由法醫根據心跳、呼吸等來確認罪犯死亡。注射全程不超過兩分鐘，並伴以輕音樂為背景。
3月1日，成都中院全面推行注射死刑，這讓周建中感到興奮。這名有14年從業經歷的前緝毒刑警，對毒販曾恨不得“拉出去斃了”。改行做刑辯律師後，在死刑短期內無法廢除的情況下，他讚成“至少能讓他們有尊嚴地死去”。
讓這位律師頗感欣慰的是，他代理的一名女毒販經其幫助，得以注射方式終結生命。
32歲的女毒販名叫李華，攜槍販毒43公斤，在獄中不停地哭泣和寫詩。周建中清楚地記得，得知通過注射申請時，她說了句，“可以走得詩意一些了”。
西部某高院刑庭的一名法官透露，對于執行注射死刑，院裏並無成文標準，而是在實踐中傾向于對主觀惡意大、社會危害性大的暴力犯罪，採用槍決，畢竟“不能不考慮公眾尤其是受害者家屬的反應”。
在全面採用注射執行之前，“走得詩意”始終是少數人的幸運。
周建中代理的絕大多數死刑案件，最終仍是被送上槍決刑場。他曾為一名死囚申請注射未果。死囚被槍決後，他陪其父到法院領取骨灰，老人當場哭得失去知覺。
注射的“輕松”，仍然挑戰了一些人的思維。據媒體報道，曾有市民致信昆明中院，稱“對罪大惡極的死刑犯來說，不殺不足以平民憤，這樣的死法，太便宜他了”。一名癌症患者甚至向昆明中院索要藥劑配方，求痛快一死，遭拒後，病人憤然說道：“你們寧對死刑犯仁慈，卻不願成全一個病人！”
注射刑一度還被理解為“貪官最後的特權”，媒體報道中注射刑多適用于中高級官員，如國家藥監局原局長鄭筱萸、安徽省原副省長王懷忠、沈陽市原常務副市長馬向東、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克傑等。對此“死亡面前人人不平等”的現象公眾一直表示質疑與批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