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井窩案”高管之間相互“拷貝”受賄模式

王效金一案很可能涉嫌與經銷商合謀侵吞古井資產，其大致鏈條是：把高價酒低價賣給經銷商，經銷商再以稍高的價格賣出，差價部分由王效金和經銷商瓜分，再者就是在貨款支付、經營代理方面給予優惠。巧合的是，這一受賄模式也被他的屬下競相“拷貝”。

古井酒廠。

4月2日，原古井集團副總裁
、古井房地產集團董事長李運傑涉嫌受賄案公開宣判，亳州中院一審以受賄罪判處李運傑有期徒刑十五年，並沒收個人財產90萬元。

判決書認定，自1998年至2006年期間，李運傑先後擔任安徽古井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安徽古井房地產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古井集團有限責任公司副總裁期間，索取、收受他人財物人民幣227萬元、港元30萬元、美元0.2萬元，共計人民幣250萬元左右。其中，屬于索賄金額的約90萬元。

至此，古井集團係列腐敗案11名涉案高管中已有6人被判刑。

酒業大王落馬帶出高管“窩案”

白酒王朝古井集團係列腐敗案去年以“井噴”狀態出現，至去年4月董事長王效金被紀檢部門帶走接受調查，窩案達到了總爆發。該集團及其子公司的20多名高管先後被紀檢部門調查或被要求協助調查，後多數人再也沒有邁出專案組。這對重組改制剛剛有點眉目的古井集團來說，無疑如一場強烈的地震，其改制前景被蒙上厚厚的陰影。

而早在王效金被調查的一年之前，古井集團原副總裁、財務總監劉俊德就已經被亳州市紀委“雙規”，成為古井集團第一個被“雙規”的高管。隨著去年4月15日王效金被調查，安徽省紀委從有關部門抽調組成的百人辦案組來到亳州，正式介入古井高管腐敗係列案調查。目前，已有多名古井高官被審判，調查顯示，王效金在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先後收受有關廣告公司、酒廠、商貿公司等企業負責人賄賂，達300多萬元，為行賄人在廣告業務承接、產品供應、貨款支付、經營代理等方面提供便利。

經過一係列的調查以後，王效金涉嫌受賄案已經偵查終結，即將移送審查起訴。該集團11名原高管人員全部進入了司法程序。目前已有6人被作出一審或終審判決，另外的5人中除了王效金外，1人正在審查起訴，2人尚在偵查中，1人已開庭受審但未宣判。

被法院作出一審判決的其他案件分別是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總經理甘紹玉受賄案，安徽老八大酒業有限公司原董事長、總經理阮昆華受賄案，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原常務副總經理、銷售公司總經理朱仁旺受賄案，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公司原常務副總經理郭新民受賄案。法院一審以受賄罪分別判處甘紹玉、阮昆華、朱仁旺、郭新民有期徒刑十五年、十年、十五年以及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此外，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基建修繕部原經理李萬林受賄案的終審判決也已作出，終審撤銷了原一審判處其有期徒刑十二年的判決，改判其有期徒刑七年。

另據了解，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銷售公司原副總經理盧建春受賄案與古井集團子公司東方瑞景企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上海)原業務總監王亞洲受賄案目前均在偵查中；古井集團原董事、副總經理兼上海野太陽企業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何飛受賄案則正在審查起訴；古井集團原副總裁劉俊德受賄案已經開庭但尚未作出一審判決。

古井高管相互“拷貝”受賄模式

王效金今年59歲，履歷相當坎坷，是個性極其鮮明的人物。他曾被譽為“中國酒界第一人”，在1989年引發了一場震驚全國的“白酒革命”，而且曾先後被輕工業部授予全國先進工作者稱號，被安徽省政府授予有突出貢獻的廠長(經理)稱號、星火科技企業家等稱號。在最輝煌的時候，古井集團所上繳利稅曾超過亳州市整個地方財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但由于一把手權力的缺乏監督和私欲的膨脹，曾經“貢獻巨大”的王效金最終沒能“安全著陸”。

據記者了解，雖然王效金涉嫌受賄案尚無定論，但就目前所掌握的情況來看，王效金一案很可能涉嫌與經銷商合謀侵吞古井資產，其大致鏈條是：把高價酒低價賣給經銷商，經銷商再以稍高的價格賣出，差價部分由王效金和經銷商瓜分，再者就是在貨款支付、經營代理方面給予優惠。

巧合的是，這一受賄模式也被他的屬下競相“拷貝”。偵查人員在對犯罪嫌疑人的初步問訊中獲悉，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原總經理甘紹玉在任職期間先後涉嫌收受20余名客戶賄賂270.8萬元及6萬港元、1.6萬美元。而作為“回報”，甘紹玉要為行賄人在廣告業務承接、產品供應、貨款支付、經營代理等方面提供便利。

古井集團的“二號人物”朱仁旺于1994年至2007年期間多次非法收受31人賄賂款共計人民幣212萬元、美元0.9萬元。2008年1月14日，法院以受賄罪一審判處朱仁旺有期徒刑十五年，並處沒收個人財產80萬元。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銷售商和代理商們向朱任旺行賄的目的主要有這樣幾方面：開發新品種酒、爭取經銷權、降低供貨價格、擴展銷售區域范圍、獲得銷售補償等等。古井貢酒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資子公司、安徽老八大酒業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阮昆華所收受的賄賂中，大部分是來自于酒類銷售商。法院在審理朱仁旺時認為，朱收受他人所送財物，錢款數額明顯超過朋友間的正常往來，並且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構成受賄罪。

古井現任某高層負責人表示，以前的古井權力過于集中，最容易出現問題的銷售環節也就是幾個高層在“把關”，而高層只在內部之間“互通”，旁人根本無法過問，以至于高層出現的問題都有著某種相似。

　　“窩裏腐”苗頭無人發覺

“做事很果斷也很專斷”，是許多人對王效金的評價。信奉“鐵腕”管理觀的王效金強勢且專斷，很少採納別人的意見。知情人說，在公開場合，在大的問題上，王效金表面上還是挺民主的，能夠聽聽黨委和工會的意見，但落實具體問題時還是他“一個人說了算”。

在1991年之後的10年間，古井出現了預想不到的好效益，利稅每年都以一億多元的速度增長。在傳統的生產經營向商品經營跨越階段，王效金有一定的經驗積累，做得非常成功。但在完成早期的積累以後，古井開始由商品經營向資本經營跨越，經營難度也大大增加。而王效金始終停留在商品經營的年代，其經營思路和他的集權制管理模式已經逐步落後于時代的發展。

比如，當時阜陽有位市領導說，有一種PVC地板磚國際市場如何好，市場前景也不錯，他們一聽就與外商洽談。很快就洽談好了，因為他們不懂，基本上按對方提出的方案來做。當時成立了海外開發處，要一位黨委副書記當董事長兼總經理，而這位副書記是理科出身，對塑膠也不懂，但王效金說要幹就要幹。在鄭州簽合同時，他拿了合同一看大都是英文，是他沒有學過的外貿專用詞匯，有些內容他也不知道。于是他就在鄭州新華書店現買了一本專業詞典，臨陣磨槍，學了半夜，第二天就簽了。

而此時的投資也完全“多元化”，塑料、印刷、房地產、酒店、運輸、乳品等，什麼行業都涉足。從1991年到1995年，古井投資的項目就有：亳州古井大酒店、古井四分廠、古井藥都大廈、古井塑膠公司、古井礦泉水廠、黑河商貿公司、古井房地產公司、九方制藥公司、貢萊公司、合肥新鑫公司、合肥古井大酒店等，投資總金額在5億元以上。而這些投資大都是王效金一經提出，領導班子和董事會成員立即表示讚同。

據知情人士透露，在90年代初期，古井集團“窩裏腐”的苗頭已經出現，但沒有人去監督。比如這時候投資的項目眾多，項目定了，因沒有太合適的人選，王效金就從自己身邊提拔一些親信，在“矮子”裏面找“高個”，一流的項目讓二流的人才去操作。“那時的王效金不是在投資，而是在搞‘分封制’。王認為古井有錢了，這些錢都是他和自己的一幫兄弟一起打出來的，因此應該讓他們這些兄弟去享受這些果實作為回報。”

可投資結果並不樂觀，早期投資的塑料，因經營人員缺乏經驗，生產出來的產品銷不出去。還有個礦泉水廠，安裝的是一流設備，後來也成了一堆廢鐵。據說失敗的原因，一是因為建在廠區內，各種微生物的存在使礦泉水無法克服沉淀的問題；二是一生產礦泉水，地下水開採太厲害，影響了釀酒生產，這也是當初欠缺考慮所造成的。

“洗腦”式管理源于企業權力架構不合理

王效金在上任之初，就認為一個企業就應該有一種“效忠精神”。他甚至在公開場合說，王效金就是古井，古井就是王效金，而效忠古井就是效忠王效金這個人，而效忠王效金的目的就是為了古井的發展，是為了每一個職工的發展。為此，王效金在2002年進行了著名的“鐵篦梳理”，即集團的管理人員要用“鐵篦子”梳理自己思想行動上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問題；要梳到痛處、理到本質，梳理出內心深處的落後意識。

“鐵篦梳理”所形成的震動，在古井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一些老同志至今提起來仍然“心有余悸”：比“文革”還要厲害，不換腦筋就換人，批判不深就下崗，而結果就是，一些沒有“梳理”好自己思想的人開始調職、離職。

據古井人講，在古井集團，王效金一天至少有一半的時間在不停地講話。或者是對外面的客商、記者、政府官員、各界朋友不停地說，或者是對內部的人員，不停地發號施令，大談資金的感想見聞，或者就是召集有關人員開始向他們灌輸自己的思想和想法。他能連續談五個小時，喝兩瓶水，抽兩包煙，而且一直聲若洪鐘，毫無倦意，連一次廁所都不去。

在輿論宣傳上，王效金不僅在公司上下，組織各種各樣的學習班、培訓班、公司大會、職工對話會。在《古井報》上，可以看到各種形式宣傳王效金的文章，像“給王廠長畫像”、“王效金故事”、“王效金的經營之道”、“董事長信箱”等專欄就有好幾個；報道王效金講話、活動的報道更多；連續幾年推出“向董事長學習”、“向王效金學習什麼？”、“古井離不開王效金”的社論更是時常出現。

古井的廣告宣傳人員，在樹立王效金形象上也是費勁心機，除了傳統的媒體外，又開發了許多新途徑。一是把王效金著的《總要比別人好一點》這本書，當作禮物放在古井的高檔酒中，讓全國的消費者都能看到王效金。另一個就是把王效金的頭像激光印在古井貢酒的酒瓶上，在中央電視臺和地方電視臺反復播放，既是一種防偽也是一種宣傳，這種方式可以說在國內企業中是獨一無二的。

古井集團一位內部人士告訴記者，當時古井上繳的稅收佔了亳州市本級財政的30%以上，被稱為市裏的財政銀行，“亳州什麼時候需要錢了，基本都是找古井，所以大家都要看他的臉色行事，而且市區三分之一的人都和古井有關，外部幾乎沒有人可以動他。”

而且在改制初期，王效金“想方設法弄掉與他意見不和的高管，再提拔上來一些人”，這樣內部基本也就沒有人敢監督了。

“這就表示國有企業在權力架構上一直都有問題。”安徽省國資委一位專家認為，大部分國有資產管理制度的設立，都是建立在管理者會一心為公的基礎上，認為他們會保證國有資產不會受到個人利益所侵犯，會嚴格地遵守與執行政府各種法規法令。

“國有資產管理條例與法規更多的是要求管理者應該做什麼，但卻沒有一種約束的方式來引導國企領導人的個人行為，像這種‘洗腦’式管理的出現就很難避免了。”他說。

　　監督懲處體制失靈 “一把手”成“一霸手”

2003年下半年，古井集團遭遇總額達到1億元的國債投資損失，再加上隨之被曝光的三年合計高達15355.4萬元的“偷稅”風波，2005年7月，古井貢股價創下了1.61元的歷史低點。

日益頹廢的市場逼著古井進行改制，在古井集團職代會上，王效金說，為了順利實現改制，“政府這次拿出1.6億多元資金來獎勵，員工的獎勵大約是8600萬元，管理層的獎勵大約是7600萬元”。古井集團的員工告訴記者，根據2004年改制的方案，古井集團普通職工平均每人將分到3萬元左右的股權，副總經理以上的高層平均分到80萬元左右的股權，而王效金“一人獨享1000萬元的股權”。

古井的員工向記者透露，這樣算來企業的中高層佔據了總股權的近一半，比例懸殊的分配方案在古井掀起了軒然大波。自改制方案通過後，古井集團隨即發生了一場人事地震：集團到旗下的多家子公司，有多名高層的職務被撤掉或被調離到其他崗位，逼得不少員工以罷工表示抗議。

亳州市國資委一內部人士說，國企領導和一般的黨政機關領導幹部不同，不僅掌握著“人權”，還掌握著“財權”，在企業裏擁有絕對的權威，往往很容易摧毀企業內部的監督體係，從而產生各種違規行為。

而且在地方上，只要企業能做大做強，地方領導就滿意，對企業負責人的其他行為基本也就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這時候，腐敗就會趁虛而入，將利益的天平向自己的“利益集團”傾斜。

據了解，王效金的親信劉俊德在擔任古井貢董事長期間，私自挪用巨額公款進行炒股，損失了一個多億，而且劉還指示多個子公司搞委托理財，大多巨虧，給古井帶來了數億損失。在古井高層多次向王效金反映情況時，他大多時間“沒有理會”，後來迫不得已讓劉“引咎辭職”，同時又安排劉做古井集團的副總裁，職務不降反升。

而且古井貢近年來在王效金的治理下日漸式微，凈利潤從1997年最高的1.9億元下滑至2003年的0.2億元。到了2003年下半年，共有1億元的投資流失。而這些投資大都是王效金一個人決定的。

而王效金幾乎從來就沒有進行過認真地反省。他曾表示：“鑒于古井人員的素質和目前的狀況，過去實行集權式管理，隨著公司規模的擴大，又採取了適當的分權管理，這種分權也是建立在集權管理基礎上的分權管理。銷售公司未來的管理模式有可能走向在集權管理基礎上的分權管理。走向一個什麼格局？就是大集權———中集權———小集權，把大大小小的權力集中在優秀分子手裏，從而避免一些市場的混亂和管理不到位。”

記者在古井採訪期間，感受最深的是過去的古井管理過于集權，有章不循。據亳州市檢察院提供的情況，在王效金任職期間，無論是領導者崗位，還是物資採購、計劃、財務、人事等關鍵環節和重點部位，均有相應的責任制度，但在執行中卻大打折扣，甚至將其束之高閣。

檢察機關在調查古井後，提出了幾點預防國企老總職務犯罪的建議，包括改革國企幹部管理體制，做好國企經營者的選任和教育工作；強化國企外部監督制約機制，確保權力健康運行；完善企業內部管理制度，使各項管理規范有序進行；堅持“打防並舉，重在預防”的反腐策略，對腐敗分子依法嚴懲，以儆效尤。（記者李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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